大多数对中国物价非对称上涨的解释，都忽略了当前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而收入分配状况会显著影响一个经济体的需求强度和需求结构，从多方面助推流动性过剩局面的形成，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如果不能加快改善收入分配的步伐，即便本次物价上涨势头被紧缩政策暂时遏制，未来很有可能还会再次经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通胀困局。

　　⊙刘 宇

　　或许多年来国人已习惯了稳定的物价水平与飞速成长的经济总量和谐共处，因此去年以来的通胀抬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尽管CPI今年五月有了小幅回落，但PPI继续向高位冲顶，显示通货膨胀压力依然不可小觑。在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下，大家对央行频繁运用数量工具回收流动性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努力寄予厚望。然而，这样的愿望是建立在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货膨胀根本原因的看法上的，而本轮物价上涨还有个更深层次的经济基础，忽略了它，治理通胀的政策很有可能只治标不治本。

　　弗里德曼曾说，在任何时候，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俗点说，通胀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货币数量太多了。许多人遵循着弗老的理论，以经常项目上的巨额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致的短期资本流入以及银行系统不够审慎的放贷行为来解释中国今年以来的价格上涨现象。从理论上讲，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评价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该明白，当他这样描述通胀时，货币数量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简言之，通货膨胀的发生一定会伴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但货币数量增加却未必会带来通胀，这要看多余货币的流向。如果经济结构健康，供给需求没有异常波动，从而价格预期稳定，那么多余的流动性会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经济的金融系统，此时，流动性的增加就不会引发实际部门价格水平的上升。如果流动性总是能够直接反映为价格上涨的话，为什么当M2与GDP的比例在2003年达到1.88的历史高点时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反而在几年后的2007年中，当这一比例下降到1.7附近时，通货膨胀反而跃跃欲试，躁动不安呢？

　　可见，货币因素无法完全解释当前的通胀难题。如果当前的通胀确实仅仅因为泛滥的流动性，我们就该看到一个均衡的，全面的价格上涨过程。但现实是，有些产品价格已接近翻番——如猪肉，另外一些产品的价格则还在下降——如交通通信类产品，因此，还需要从流动性之外的因素寻找当前通胀发生的原因。大多数对中国物价非对称上涨的解释都忽略了当前一个重要的经济特征——收入差距过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7左右，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大量国内外研究都表明，收入分配状况会显著影响一个经济体的需求强度和需求结构。通常，收入差距过大时，居民消费需求总水平会下降，这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并且在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6%，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比重相比，消费过低是不言而喻的。消费率下降就是储蓄率上升，高企的储蓄倾向会在基础货币投放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放大货币创造乘数推动全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另外，收入差距导致居民消费总需求下降后，各地政府会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在消费不足的背景下，投资转化的产能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被消化，而净出口增加则会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可见，收入差距扩大会从多方面助推流动性过剩局面的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流动性怪兽，在合适的情形下就会冲破樊笼，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当前的通胀压力与此息息相关。

　　说到底，流动性过剩只是通胀产生的货币基础，金融体系有吸纳过剩流动性的巨大能力，只要实体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不同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保持平稳，流动性就会保留在银行体系内部，或者转向资产部门和证券市场，而不会对CPI造成现实压力。但是，收入差距扩大也会改变需求结构，与高端工业制成品相比，初级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速会因为收入差距扩大而放缓，这又会导致它们的相对价格下降，促使生产资源从这些部门流出，一旦供给能力下降过了头，或者受到外生突发因素的干扰，供给能力不足就会促使基础商品价格报复性反弹。这正是去年以来猪肉价格所经历的过程。表面看，因为蓝耳病，猪肉供给减少了，实质上，近年来生猪相对价格下降，生猪养殖业生产能力逐渐萎缩，才是面对外部冲击时猪肉价格一触即发的根本原因。

　　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基础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很容易形成全面的通胀预期，预期一旦形成，过剩流动性就会成为物价上涨的有力推手。所以说，收入差距过大与本轮通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体现在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促成了流动性泛滥，同时也提供了预期形成的基础，而这两点正是全面通胀形成的基本要件。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央行紧缩政策只能收效一时，如果不能加快改善收入分配的步伐，即便本次物价上涨势头被紧缩政策暂时遏制，未来很有可能还会再次经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通胀困局。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