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教授研究蒋介石的论著不同于众，其最大特征是以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手写的日记为重要依据。他认为这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这个认识是他二十余年如一地专心研读了蒋介石日记所得出的结论。他发现，从蒋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致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

　　比如，就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来说，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是有明确目标的，于毛泽东抵达重庆前两天的8月26日即确定了“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并且召集干部会议商讨，而并非是施放一个和平烟幕或事前未有任何准备。在与毛泽东初步会谈后，他在9月3日的日记中便责骂中共“要求无餍”，“诚不可以理喻”，重新拟订了《对中共谈和要点》。此后他退居幕后，表面对毛泽东频频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共进午餐，友好交谈，但在日记中肆意咒骂，谈判有其“阴谋与影心”，提出的条件是“无穷之欲壑”。他甚至在9月29日和30日的两天日记中，列举了十一条“中共之罪恶”，打算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罪名扣留并“审理”毛泽东。想来想去，直到10月6日的日记中才云：“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因为他担心会因此“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

　　令人惊奇的是，在国共双方签署《会谈纪要》（即史称“双十协定”）的当天，蒋介石在发布对抗战中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功章”的《授功令》的名单中，居然加进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六人。然而在他的日记中说此举乃是为了“使之安心”，“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但又觉得“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如果没有看到蒋介石的这些日记，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难以想像重庆谈判背后曾经出现过如此的跌宕起伏，也难以想到历史曾经在那时闪现过一个危险的火星。

　　可以说，杨教授深入发掘这些日记，让我们看到了重庆谈判中真实的蒋介石，大大有助于理解蒋介石来撕毁“双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的真实动机。

　　笔者很赞赏杨教授对蒋介石日记的论断：“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4·12”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记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变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杨天石教授说得好：“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