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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什么是金融中心？很显然，不是建几栋高楼命名为金融中心就行的，哪怕将所有街道都改名叫华尔街怕也无济于事。金融中心并不是一种主观看法，而是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既然需要被他人承认，那就需要一些相对客观的标准。最近，马义德等人（Mark Yeandle）发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这个报告从2005年开始做起，最初是比较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与巴黎四个全球金融中心，提炼了一些共同的指标，人力资源素质、监管环境、商务成本与商务环境、政府效率、税收优惠以及法治环境等均被纳入考核。尽管四个城市各有长短，但这些指标无疑是考核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变量。从2006年起，马义德等人开始编制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并根据指标对各个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今年的前十排名是：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苏黎世、法兰克福、日内瓦、芝加哥、东京、悉尼。
马义德等人依据的指标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包括人才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商业教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发展程度。这个指标被列为第一位，很显然人的因素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金融中心也不例外。二是商业环境，包括管制水平，税率，腐败水平，经济自由度以及开展商业活动的难易程度。管制水平是商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制的程度以及管制的效率，都值得纳入商业环境中去考虑。三是市场准入，包括证券化水平，交易的股票和债券的数量和价值，以及众多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等。四是办公成本。五是总体竞争力，更一般性的宏观因素，包括价格水平，经济灵活性，以及宜居程度等。
根据这些指标，可以将金融中心分为五个级别。Global全球，International国际，Niche利基（指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National全国，Regional区域。也就是说，不仅要符合一系列指标，还要对应于不同级别，才能找准金融中心定位。对于建设金融中心的口号，通常理解应该从最低的级别即区域金融中心来看待。
在对金融中心有所界定之后，对比中国的现实情况，可以讨论这一轮金融中心建设热潮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对于香港、上海、天津、深圳以及北京等纷纷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不妨先探讨其各自的定位，即是说，定位在哪个级别的金融中心，然后再来比照其所需要的各项指标，查漏补缺，对于金融中心建设，或有助益。
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2007年依旧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至少到目前为止，香港还可以说是中国最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过，香港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尤其是新加坡的崛起以及东京的复苏，亚洲金融中心格局势必要变，而香港如何应对，是一个问题；二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挑战，包括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天津——大连”构建的环渤海地区的崛起以及纷纷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等要求。这对于回归后也需要竞争中央资源的香港而言，也构成挑战。
回归11年来，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CEPA协议尤其使双方在经济合作方面有所增强。不过，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渐履行，贸易领域的开放使得香港原本作为对外窗口的功能被削弱；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香港是人民币离岸市场所在地成为一个唯一的窗口，但随着中国金融开放过程的深入，这一地位也可能受到挑战。
上海早在1992年就提出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不是于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而是世界级金融中心。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上海市拟在2010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根据这一长远目标， 21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分可以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2001年至2010年为初期建设阶段，努力缩小与新加坡、香港的差距；2011年至2020年为中期建设阶段，争取达到或超过新加坡、香港；2021年至2030年为后期建设阶段，争取在亚洲或亚太区域确立上海金融中心发展的优势地位并缩短与伦敦、纽约间巨大差距。2030年后则是基本建成后的成熟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上海“两会”期间定下的5年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在今年的“两会”上已被改换成“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基本建成”，从中可以发现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逐渐走向踏实。在多中心竞争的格局下，上海更倾向于夯实自己服务长江三角洲的区域金融中心角色——相比昔日与香港一争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念想，这无疑是对上海更切实有利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之前的金融中心之争大抵集中在沪港之间，并且对香港的评价要高于上海。进入2007年以后，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又开始了。深圳表示，将于2010年建成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城市。深圳可以打两手牌：倚靠香港的地缘优势与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初步完善，让金融与创新型经济互为推动、共同做强。
今年5月，北京首次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并在空间布局、市场体系建设、吸引人才等诸多方面做出详细规划。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北京能不能建金融中心、要不要建设金融中心，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疑问；应该疑问的是北京发展金融产业过程中，到底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还有哪些地方有改进的空间。”
中国城市纷纷采取“金融立市”的战略，一方面固然表明金融业能对一个城市经济、就业和影响力带来重大提升，另一方面更说明，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严重趋同的顽症难以根除。学者也屡屡发出疑问，这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到底能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什么呢？另外一种与此不同的看法认为城市竞争可能会促进金融发展，当然其前提是各自发展自身实力，而不是竞争中央的倾斜政策。但实际上多中心战略并没有在几个中国城市间形成有效竞争、或使之在定位上互为补充，却造成了对政策和资源的争夺以致浪费。
症结在于，中国事实上推行的多中心战略，除了各地的定位不清之外，各个地方在建设所谓金融中心时，向中央要政策的多，而内源性发展不足。尽管多中心建设会带来竞争，可能会促成各地的金融发展，但这一前提是共同面临的金融资源能有大幅度增长。在全局性的金融资源没有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各地的金融中心建设无非就是在一小口锅里面分饭吃。
这一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及地方竞争模式紧密相关。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与官员晋升博弈紧密相关。目前的中国的基层直选推进速度缓慢，而地方的行政长官并不是对地方负责，而是向上负责，其谋求晋升的激励则与GDP紧密勾连。GDP冲动仍旧是官员的主要激励。此类官员晋升博弈主要是竞争中央的资源，无论其名额还是资源都是固定有限的，而争取中央政策支持或倾斜，往往能对一个地方产生巨大影响。这虽然也是一种竞争模式，但与市场竞争的最大不同在于其规则并不透明。在各地争相建设金融中心问题上，也必须与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连起来考虑。当然，如此一来，重复建设就难以避免。
作为一种现实的考虑，在维持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谋求上海的发展可能是比较现实的。而且着眼点也应该在于现有资源整合起来把饼做大，而不是各自起来竞争本身就不富裕的资源。
事实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必须面对国际竞争者，因此其市场也必须面向全球开放，国际金融中心也才有可能在进一步开放中建成。
金融中心并不是一种主观看法，而是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些相对客观的标准。不仅要符合一系列指标，还要对应于不同级别，才能找准定位。香港、上海、天津、深圳以及北京等城市不妨先探讨其各自的定位，然后再来比照各不同级别的金融中心所需要的各项指标，查漏补缺，或有助益。而且，着眼点应是整合现有资源，而不是各自起来竞争本身就不富裕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