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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是在转轨的经济环境下从一个发展中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的目标和途径方面必然表现出与自由市场体系下的资本市场发展迥然相异的特征。
首先，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由于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制度仍然处于一个转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还会存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冲突。从微观上而言，金融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的风险和难度。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演进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并且将来仍然还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过程，因此，政府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期望收益和风险衡量就基本决定了资本市场开放路径的方向和快慢程度。再次，经过18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上千家公司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市场，确实也已经具有一定市值规模，但是，无论是从市场总体规模、市场结构、市场质量，还是市场参与主体的素质以及市场监管主体等方面与国际资本市场都存在着显著差距。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是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资本、利率和汇率尚未市场化条件下进行的。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由于缺乏相关的金融监管经验很容易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
上述背景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在目标和途径上与成熟市场有较大的区别，从目标上讲，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已经渡过了单纯为满足国内市场资金需求的初始阶段。由于国内投资者对于国际资本还比较陌生，而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亦肯定会吸引大量的海外资金进入，而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今后几年始终存在，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收益将要大于开放的成本。但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开放路径带来的长期收益高于成本因素，而一个坏的路径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本和金融风险迅速上升。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目标只能定位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完善资本市场建设。通过资本自由流动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并在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同场竞技中学会如何生存和运作。
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与安全不但不是一对矛盾，相反，两者是统一的。国内资本市场的问题不解决，外国金融机构也不会大规模进来，即使进来也可能随时准备撤退，反而加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风险。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资本流动提高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和透明度，通过市场开放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金融安全与高效的目标。导致未来的经济成本和金融风险迅速上升。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在论及资本市场开放时，着重提出把握好开放节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探索走出去的路径，以不断增强开放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为主要政策目标来构筑对外开放路径。我们的理解是，把握节奏和风险可控的前提指的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完善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不断提升，而这一点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以史为鉴，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