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
2007年下半年以来，不论是以CPI、PPI，还是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都快速上升。CPI从2007年1月的2.2％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 ％，之后有所波动，略有下降。PPI则一路上升，从2007年10月的3.2％上升到6月份的8.8％。GDP的平减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指数也是如此，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快速上涨。通胀问题成为社会广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但当前的通胀压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通胀。不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迅速恶化，而且大量发达国家的通胀水平也超过了央行预定的目标值。目前已有50个国家的物价出现两位数的上涨。我国的通胀压力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因素。
在增长与通胀间作出抉择以求平衡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GDP增速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12.7％的高点后，开始持续下滑，下降到2008年2季度的10.4％。贸易顺差一改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负增长，上半年同比下降15.4％。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明显回落，虽然实际消费还处于高位平稳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出现下降，从2007年的12.2％下降到二季度的6.3％，实际消费未来面临下降的趋势。1-5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下降2.5％，对未来固定投资增长也形成一定的压力。
首先应指出的是，长期维持11.9％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现实的。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下，11.9％的增长速度是以环境迅速恶化，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近年来宏观调控的预期结果，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成绩。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降过度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仍没有消除，前期的各项宏观紧缩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大量经济改革处于关键时刻，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降，风险较大，需要引起关注。
当前我国控制通胀压力的核心，应该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平衡好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以反通胀为唯一目标。我们既要看到通胀压力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又要看到通胀压力的长期性与全球性。一方面，以全球需求过剩与美元过多为特征的通胀治理，需要全球各主要国家的政策协调，共同调整。中国对世界需求过剩有贡献，对纠正世界需求过剩也会有自己的影响力，需配合世界进行调整。但同时也应充分看到，各国对世界需求及通胀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通胀调整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中国主动、快速的需求调整，会对世界反通胀作出积极的、但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贡献，同时也会使世界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增添新的变数。以反通胀为目标、过于紧缩的政策，会使我国严重不足的内需进一步萎缩，由国内居民过度承担世界调整的成本。同时，当大量中小企业受到过大伤害后，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活力，影响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据有关调查，广东、江浙地区的大量民营企业亏损、经营困难，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已成为侵蚀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恶化社会通胀预期，造成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同样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我们也应采取各种措施遏制通胀趋势的恶化。在当前的环境下，寄希望于高增长、低通胀格局的重新出现，是不太现实的，我们需要在增长与通胀压力中作出艰难的抉择，以求平衡。
控制当前通胀压力的对策思考
我国的反通胀政策，要有打长久战的准备，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世界通胀的消除，将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这一次的世界通胀是这一轮经济长周期的结果，是世界需求逐步扩张以至于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程，是美元发行过多引致世界货币供给过多的结果。世界供给的增长是缓慢的。发达国家在降低经济增长方面犹豫不决，美国当前不仅需要艰难平衡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更要面对金融危机，短期内通胀还不会成为其首要目标。发展中国家又担心需求的过度调整。世界需求的减缓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加上美元过多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通胀预期，各国的长期限国债收益有所上升，这引起了通胀水平的上移，也减缓了世界通胀下降的速度。有鉴于此，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不局限于通货膨胀数据本身，切实提高社会（包括居民、政府和企业）承受通胀压力的能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结合我国当前进行的各项改革，逐步调整国内的需求与供给，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1、进一步理顺我国的价格机制
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要素扭曲将导致我国对全世界的补贴，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最终影响我国承受通货膨胀压力的能力。越南、印度等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当前要素价格的扭曲对我国需求扩张的作用甚至比货币政策还要大。我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分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需求扩张的作用。或者说，虽然短期内理顺要素价格，会推动物价指数的上涨，但这将最终有助于减少需求，尤其是不合理的需求，从而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胀。我国调整成品油价格时，国际市场价格就应声回落3美元。在价格过快、非理性上涨时期，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有助于缓和社会情绪，稳定通胀预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持续的价格管制，却不利于最终消除通胀压力，最终只会导致物质的短缺与资源配置的失当。
为此，当前一是要继续推进成品油、电力价格改革。逐步减少对成品油、电力生产企业的补贴，将这部分补贴转化为对企业节能减排技术与设备的投资，转化为对部分消费者的补贴。二是加速推进燃油税改革。欧盟燃油税占成品油价格的200％以上，日本约占120％，美国采取从量税。如果将国际油价剔除这部分税收，我国的成品油零售价与国际上的差距并不太大。我国对世界的补贴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燃油税。三是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将直接推动物价水平，同时加剧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要素价格改革应分步进行，把握好具体的时机，以保证整体的物价水平处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当期物价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可宣布未来的燃油税、能源、矿产资源等价格改革计划，来引导预期而避免对当期物价水平造成过大冲击。四是整顿商品流通环节秩序，加强竞争抑制垄断，打击囤积居奇行为。
2、近期可适当稳定人民币汇率，加强资本账户管制
我国当前的国际贸易仍以加工贸易为主（近两年一般贸易有所加强），而且国际市场还远不是自由竞争市场，中国的议价能力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在应对国际价格大幅上升方面的作用有限。虽然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我国进口价格指数持续超过出口价格指数上涨，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欧元区虽然大幅升值，但通胀压力仍不断上升，并不比美国轻。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股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时期，人民币稳定升值与中外利差是外汇资金大量流入的关键因素。2008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5月份增加了2686.9亿美元，达到近1.8万亿美元。这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巨大的对冲压力，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能力。
此外，当我国要素价格仍扭曲，服务业的各项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在给出口企业带来压力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在调节资源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方面的功能却有限。
实际上，一是人民币升值与国内的要素价格改革，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基本等价，但后者却能从根本上完善我国的市场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能否给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创造机会，培养能力，是人民币升值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政策设计应实现疏堵并重。二是在要素价格仍然扭曲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将得不到一个真正合理的价格。在非贸易外汇流入增多的情况下，汇率更多的是一种资产价格，而不是一种商品价格，更多反映的是一种预期。要素价格的扭曲也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在调整我国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
为此，可在近期适当时机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加大非贸易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力度。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加大纯粹投机性资金进出我国的成本，减少不必要的外汇资金流入，为我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政策创造条件。
3、保持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加大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在反通胀中应能发挥更大作用。具体而言，一是可适当加大对受物价上涨损害的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调整对农业生产者的补贴，使补贴与粮食生产相对应。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二是加快推进增值税与所得税改革，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加大政府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可考虑推出保值储蓄，以减少储户损失，抑制通胀预期可能引发的抢购等混乱。当然，以上政策应充分考虑财政财力的可承受能力，尤其要考虑经济可能下滑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同时结合价格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通胀预期较为强烈时期，财政如果出现较大赤字，容易引发恶性通胀预期。
4、保持当前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
随着物价的上涨及资产价格的调整，加上近两年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国社会上的流动性过剩有所缓解，但仍没有根本逆转。这部分流动性构成未来物价上涨的潜在威胁。为此，仍有必要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一是货币政策在应对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方面，作用有限；二是今年随着物价上涨，数量型货币控制措施有自我趋紧的作用（实际贷款与货币供给量会随着物价上涨而下降）；三是大量中小企业出现融资与经营困难，而我国又缺乏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当前的紧缩力度为宜，不宜继续加大。同时，应鼓励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在世界关注我国，我国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影响力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应充分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率、汇率走势，灵活确定货币政策手段。当美国汇率升值，加息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利率，尤其是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适当放松行政性的贷款额度管理，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