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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去年就决定试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规定，从去年起央企就该向财政上交税后利润，也就是说，国企除了交纳企业所得税，还要向财政上交剩余利润。其他企业也该分步实施。可是，至今未闻央企上缴利润的信息。
十几年前国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国企如何扭亏，而最近几年大家对国有企业的认识是，他们日子太好过，一不小心就赚钱。2005年至2007年国企实现利润分别是9047亿元、1.2万亿元和1.62万亿元。利润超常增长，有国企自身努力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源自其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国企的股东实质上是老百姓，央企的股东更是全体国民，所以，其利润应惠及百姓，不能用之于己。
国企已经有14年没有向政府上缴过一分钱利润了，这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改革之前，国企所有收入都上交财政，所有支出均由财政供给。国企与财政的关系，改革三十年来反复变化，但始终不曾规范过。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利改税”，国企要与其他性质企业一样，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的一部分还要上交财政。稍后，实行承包制，不再区分税收和税后利润，而是将所得税和上缴利润打包，确定一个上交财政的总额。1993年实行新一轮税制，国企实现利润除了交纳所得税外，税后利润全归自己，不再上交财政。同时明确，不交利润是暂时的、过渡性质的规定。
这个暂时一暂就十几年，政府将财政的权力自动放弃，实在说不过去。根本问题在于，国企利润如何分配，不能由国企自己说了算。无论是利改税中的谈判，还是打包式的承包制，都赋予了国企不应有的权力。
国企依靠行政垄断或者资源垄断，获取大量利润，十几年不上交，留给自己支配，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是怎么用的，外界不得与闻。人们看到的是，这些行业职工的超高工资和福利待遇，高层令人瞠目的高薪，企业不断扩大的地盘，垄断优势越来越突出。但是，无论是把这些利润用于职工福利还是用于投资扩张，如果没有所有者的授权，都是不适当的。
在本质上，国企利润只能用于全民福利。因为国企存在的目的，与财政存在的目的基本相同。它们或者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或者是为了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企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实际上，随着产权制度的不断改革，在一般竞争领域国企越来越少。有人认为，钢铁、化工是竞争性行业。但是，钢铁、化工领域中的国企与其他企业相比，具有很多特权，比如获得金融支持、上市资格、技术支持等的权力，很难说它们不是垄断企业。
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在政府，盈亏也全在政府。政府的定价规则是平均成本，一般说，国企不至于亏损（目前的电力企业可能是个例外），也不会大量获利。如果盈利过多，就不正常。这或者是因为企业没有让政府掌握足够的关于成本信息，或者是企业在与政府的定价博弈中获得了某种不应有的主动权。比方说，一次次听证会都成了涨价会。
十几年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项来自于国企利润的收入，叫“企业收入”，这是中国财政的特色。应该说，如果国企能获得大量利润，财政就能获得更充裕的收入，那么，来自于全民纳税的收入就可以少一些，居民和企业的税负就可以降低一些。比如，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5.1万亿元，而国企的利润是1.62万亿元，企业所得税去年以前的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不会超过25%，则国企本来可以上交给财政的利润至少是1.15万亿元之巨。如果考虑到十几年积累的数额，至少会有4万亿元。可是，由于失去了这项可观的收入，我们看到的是刚好相反的情况，企业和居民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年年在提高。最近七、八年，税收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不断下调，人们不断抱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太低，最近，连财政部长都写文章建议提高起征点。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不堪重负，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量倒闭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与国企获得大量利润并非无关，正是因为国企获得了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重要资源，还享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政府保护，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是其他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财政不收取国企的利润，而国企则把税后利润的相当大比例用于职工福利，就相当于全体纳税人为这些人买单。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国内需求增长滞后的时候，国企上交税后利润的步伐应该加快。按照现行办法，央企的上交比例是5%或者10%，明显偏低。还有，那些剩余利润如何使用的决定权，不应该交给企业而应给财政部门，企业无权任意支配。所以，国企职工包括高官的薪酬标准、资金的投向等，需要有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自定高薪和随意投资的做法应当改变。以后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税后利润的主要部分，都应当上交财政。
在今年的财政部预算报告中，我们没有看到国企上缴利润的预算，在全社会都为经济困难而努力时，希望有关部门加快工作，尽快让国企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