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

　　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本栏前面所讲述的那位Y君的苦恼，其实也就是于“为什么中央政府偏偏要强调物质性惩罚措施，而不诉诸一个具有一本万利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建设”的问题，这正是当代制度经济学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对这个经济学理论的学理逻辑，我们无需在这里细细追究。对于大家来说，更有兴趣的是，这些制度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对中国转型改革的应用性解释。

　　我认为，个人信用档案制度建设一再推迟，有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转型改革时期的中央政府忙于相应的政治体制构建，而无力顾及像个人信用档案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一基础性制度建设不能脱离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央行即使有朝一日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信用体系，其作用依然非常有限，意义不会太大。或者说，它的独立运行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最后会陷入破产境地。而其他部门的配合和大力支持，可能会大大减少信用体制的运行成本，而且也会使信用体制在社会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水平之上。

　　另一方面，因为个人信用档案建设除了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财力之外，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适应阶段。很显然，社会民众可能需要在不断的重复博弈中学习这一规则的好处。而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可以证明，同时面临几个任务的代理人会加大对那些界定比较清楚任务的努力程度，而减少对那些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任务上分派过多的精力。也就是说，国家建设的物理结构属性就决定了中央政府在现阶段还无法对个人信用档案体系建设投入过多的精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转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过渡，中央政府会有很大的激励来加大对个人信用档案体制这样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

　　第二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在政治分割下存在的强势地方精英问题。大多数的转型研究都表明，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原因就在于财政分权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精英获得了与中央政府一致的利益，从而激励地方政府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不过，也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那样，长久以往下去当初推动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会由于自己强大的既得利益，蜕变成阻碍经济增长的分利性集团。美国日裔历史学家弗兰西斯?福山稍早时候对目前的中国转型改革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经过三十年转型的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成败俱在过于强大的地方政府。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当初促进经济增长的地方政府精英身上，防止他们利用当初从中央政府改革中获得既有权力来剥夺社会中更为广大的民众利益。

　　以惩罚小偷偷车的收入来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们国家支付给公务员和警察的基本工资并不高。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可能相安无事，因为能当上警察和政府公务员也是非常光荣而体面的工作。但随着这些年改革的成功转型，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的工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一些个体经营老板和高管的收入大大提升。而这些平常与老板混在一起的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发现，他们的工资水平已经大大落后。这些万里挑一的政府精英自然不甘落后，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比那些阔绰的老板们能力低，因此他们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实际上，中央政府虽然禁止公务员和执法人员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但却在部门的非预算收入上大开门户。比如，警察部门相当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处罚性收入。

　　讲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有个朋友在几年前不知什么原因被摄像头拍到一次违规记录，被处以200元的罚款。但是，在他收到这一处罚单之前，他们已经搬到了新家。结果，数年之后，一次偶尔的机会发现他自己竟然还有1.6万的处罚没缴纳。这才知道有数年前的这个违规记录。这200元竟然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了原来的80倍，中间没有任何的催缴电话，如此处罚力度超乎每个人的接受能力范围。因此，这位朋友本想去交警的相关部门理论一番。没想到，窗口里面的那个中年妇女狠狠地扔出一句话，差点没让他吐血：“这钱你迟早要交，迟交还不如早交，我们就靠你们这些罚款发奖金的”。我这位朋友更绝：拒绝交这笔处罚金，结果他花了2万元请各路朋友帮忙，请客送礼，摆平此事。

　　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曾做过一个大型社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被问到当他看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时，选择“有些不以为然”的占34%；选择“有些抵触”的占到13%；选择没有什么反应的占9%。三项相加，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6%，超过选择“有些兴奋”的44%。整个社会似乎患上讨厌的“改革冷漠症”。可以预见的是，一旦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改革已触及这些地方政府的深层利益，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政府精英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止，甚至破坏改革继续深入的前进步伐。中央政府也由此得了“改革焦虑症”，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再加上民众的“改革冷漠症”，社会仍无法真正实现制度改革。如此一来，我们应该能更加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明明知道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制度更合理，但却迟迟没有行动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