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身份认同、边缘化等等，都是香港目前面临的不利因素。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香港人长久浸淫在商业环境中的商业意识，可能又会为这颗东方明珠带来新的机会。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必然是一个人才中心，从香港大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纷纷北上来看，确有理由对香港和内地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前景保持乐观。

　　十字路口的香港，并没有丧失活力，这得益于其多元文化交集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有很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香港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香港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颇为复杂。香港城市大学的严飞最近出了本《还君明珠》，虽说是“香港琐议”，但小事情可以见大文章，从中可以一窥香港人的怕和爱。而了解香港人的怕和爱对于理解香港未来的走向，大有助益。

　　1997年之后的香港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金耀基认为香港在政治身份上一直是一个“依赖性的政治实体”，从依附于英国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体制的转变也导致港人身份认同问题变得饶有意味。香港殖民城市的心态导致了严飞所谓的行为短期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这种身份认同并不纠结于“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类的伪命题，因为中国是国别定位，而香港是城市定位。难以转变的是在沾了英国的光到被一个更为贫穷的主体接收之间的落差。

　　但这种尴尬也的确是香港经济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英国政府殖民香港的初衷，就在于使香港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港，作为英国商船通商远东的中转站。得益于宽松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化贸易的发展，香港的金融业也迅速成长起来，到上世纪8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东方之珠冉冉升起。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香港还大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和理由。但1997年之后，政治上的回归和经济上遭受经济危机的考验，使得部分精明的香港人意识到内地才是新的增长点，而香港将不可避免被“边缘化”。因此掀起了一波到内地定居的潮流，这与通常想象中的情形极为不同。

　　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香港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而今天，香港人返回内地生活的现象日见增多。根据香港规划署2006年的调查，2001年到内地定居的香港人有4.1万，2003年则有6万多，而到了2005年，则增至9.1万，意即每两年就以几乎50%的速度递增。调查结果还显示，约有39,900个住户约161,100香港人（约占香港居民3%）表示会在未来十年内举家迁至内地居住，理由主要是“生活费较低”、“退休”和“居住环境较佳”。经济学上，用脚投票是对局势判断的最终选择。

　　实际上，不仅是底层百姓用脚投票，香港特区政府高官也已意识到这个“边缘化”的问题所在。港府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就说，珠三角基建迅速发展，可能令香港物流业被边缘化；而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警告说，内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香港作为内地与境外的金融中间者，这个地位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上，2003年广东省GDP第一次超越香港时，就已经不愿视香港为珠三角龙头了，对香港的态度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同时，人民币走向强势，对港币的汇率亦已突破一比一的“情感线”，货币一体化因之也成了困扰香港的大问题。若非有《基本法》规定“港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特殊地位，使得货币一体化受到修改《基本法》的阻力限制，人民币很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对替代港币。这对于香港这个拥有自己货币的特殊的金融城市而言，绝非利好消息。同时，随着人民币走强显示出来的信息还有，内地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会进一步提高。伴随着内地银行业扩大开放，在香港的持牌银行总数这十年来不断下降，已经从1997年底的180家减至2006年底的134家，显示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在不断减弱的趋势。

　　身份认同、边缘化等等，都是香港目前面临的不利因素。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香港人的坚持和长久浸淫在商业环境中的商业意识，可能会为带来新的机会。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必然是一个人才中心。人才的流动是与资本的流动紧密关联的。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 人才流动到一个地方会带来溢出效应，这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样，会为金融中心带来正面的效果。熊彼特的理论中最看重“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两个概念，而“创新”意味着对原有的知识和环境十分熟悉，并且能基于此提出新的东西，包括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制度。香港企业家圆熟的商业意识，使得他们能够认识到内地将会作为一个新的市场，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同时，企业家的创新，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有可能使得内地的金融发展也大大获益。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家的贡献，但从香港大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纷纷北上来看，确有理由对香港和内地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前景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