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韶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之一，也是企业经营的困难时期。人们欣喜地看到，各级政府深谙民情社情，已经并继续出台有利于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各类政策、措施。要将好政策好措施落到实处并产生预期的甚至放大的积极效果，必须得到政府各部门各级干部的真诚、积极配合，基层一线干部的工作质量就显得特别关键了。针对吏治中的重点、焦点问题严加整饬就十分必要和紧迫了。
回看中国古代士子经世济民无穷方策，从韩非子到曾国藩，常见治国之本在于治吏之说。每读及此，常生“心悱”——凡持此论者，是不及制度根本之书生皮毛之论也。近日听闻坊间对政府基层行政态度、风气、效率又多所批评，甚感讶异。再加细察，方觉得言之有据，批评有理。原来以为，经过多年来从思想到制度大力整饬吏治腐败，政风官风已有大改善。却不知吏治腐败可以变形、可以乔装。令人有防不胜防、整饬乏力之感。
如变形：原来是“锐意进取”，大搞工程、搞大工程，从中大有所得。一旦事败，倒下一大批。现在是一改前风，变成似曾国藩所说的“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表现为“退缩”、“琐屑”、“敷衍”、“颟顸”，“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由此导致另一种腐败——因为行政的消极敷衍造成社会效率损失和资源的无谓消耗。一家企业引进一条生产线的申请被拖了二年之久，通过之日即是生产线废弃之时。令人痛心疾首而无人可为之承担责任。放大到社会更大空间，不作为即不进步，不进则退，由此带来的损失不可计量。
又如乔装：凡推诿拖延办事，总是“有理有据”。大者引经据典告知，还不知此经此典何年何月所订，当下有效、适用与否；小者出口成规，规从口出，顺我者通，逆我者塞；知我送我者则可变通执行。近年经济调控日严日细，许多新规以文件下达至行政基层，由小官小吏直接执掌行事，于是不轨行为贴上更多外装，借规制环环卡要的现象有盛行之势。
对于吏治的整饬，或者说对干部、机关作风的约束整顿，多年来力度、细度、深度持续加大，收效显著。整饬重点，更多地倾向领导干部。这是抓关键的正当之举。但是，抓了“长吏”不能轻置基层“下吏”以及“小吏”的政风官风问题——在抓领导干部渐见成效之后，应当让负有领导责任的长吏们重点关注当下社会更直接、更现实、更关心的基层吏治中的政风官风问题了，这应当成为目前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如其不然，不良的吏治恐会产生如下一系列重大后果：
其一，紧张官民关系。如果干部们都能够以公仆服务于人民“主人”的姿态展示，则官民和谐可以达成；如果反仆为主、主仆观念颠倒，则基层处事中的不谐，就可能演变成官民间的紧张、矛盾乃至冲突了——在政府强势有为而吏风不佳的处所，这种现象不幸屡屡发生。
其二，窒息社会活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也是发展、创新的根本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民个体和集合体（企业、单位）的活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同时又是发展成果的共享者。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是服从、服务于人民、市场和发展的，而非单纯的管与被管的关系。不幸的是，仍有一些地方的政府存在自身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就成了统管、细管社会经济全面事务的当事人。尽管中央一再号召解放思想、敢闯敢试，但只要一线干部不论是依规严管，或者少数人别有所图、以我为准“弹性监管”，都只能缩小了人民创造创新的空间。正如吴敬琏老先生忠告某地的那样，当地的“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政府管理体系太细太严了，以致大大压缩了社会的创新空间和发展活力。
其三，削弱廉政工作成效。在不断改善并正继续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机制下，以约束“一把手”为重点的廉政建设卓有成效。必须适时地将重点转向当前污染社会观感和阻滞社会运行效率的基层吏治中的消极面，才能全面提升廉政工作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相反。
其四，阻滞政府转型。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高层决策方向早已明确，但是管理型、经济型政府及其思维、行为方式的惯性积重难返，其中就包含了数量巨大、握有事权、直面社会的基层行政人员原有思维、行为方式的惯性力量。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政府制定了许多鼓励支持企业、民众发展各类事业的政策，但是经过下层行政主体层层“解释”、“细化”，有些政策的执行关卡越来越多，门径越来越复杂，十足形成了政府善政与社会、市场之间的“肠梗阻”，致使政策放空、企业失据、行政的社会效益降低。
当前的吏治重点，笔者认为，应在于事关当前大局的官民直接关系领域的政风官风问题。究其根本，还须从行政制度、体制的改革创新中寻找突破。今年是改革三十周年。人有三十而立。改革三十年后也应创立新阶段的新基石了，那就是政府行政管理的新体制。当前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各级政府行政审批手续的精简等等，都是创建新体制的重要进展。为了根本改善吏治，必须抓住政府改革这一关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与岗位，使岗位职责明确、人人尽于职守。在此前提下，关心和改善基层干部的利益平衡，同时将他们切实置于社会的公开监督之下。如吏治大有改善，则官民更和谐，以人为本的行政效率更高，各类社会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则什么难题都可解，什么奇迹都可以继续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