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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严海波：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李长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经济增长减缓加大就业困难
主持人：最近，经济界对经济下行问题比较担心。我们是否接着这个话题来谈谈就业问题？因为经济下行过程中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劳动者的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又是当前最大、最重要的民生。对此，你们怎么看？
严海波：就业是“民生之本”。
近年来，由于我国坚持由被动式就业向积极主动式就业的战略转变，就业与再就业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据统计，近五年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100万人，年均超过1000万人，其中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204万人。
尽管如此，与就业的要求相比，当前的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一是城镇要求就业的，包括新增与上年结转下来的有2400万人。而每年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
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大约有80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如残疾人、大学生等就业问题也不乐观。这些年大学生平均就业率仅为70%。挑战是相当大的。
李长安：经济学中有一个“奥肯定律”告诉我们：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错的关系。根据美国的经验，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增长是带动就业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然而，在我国经济增长虽然保持在10%左右，但我国的失业率却逐年攀升，目前的失业率大约为4%左右，失业总人数近1000万。再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来看，2003-2006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却每年徘徊在800万-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
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可能与我国的就业统计本身存在的缺陷有关。在我国的就业统计中，并未将农村人口包括在内。由此观察，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增长依然是带动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要想解决就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发展经济。
而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和经济减缓减少就业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减缓的危险，就业问题必将在现在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凸显出来。
遏止就业增长向下“滑行”
主持人：显然，“奥肯定律”在中国也不可能是例外。经济是上行还是下行，对就业的影响很大。而摆在眼前问题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如何来弥补就业缺口，遏止可能的就业“下滑”？
李长安：经济增长现在虽然出现了减缓的迹象，但就业增长却不能随之向下。
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必要重提“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其中的原因，是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和过去相比，出现了新的特点，需要新的手段加以治理。
一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保证公民的就业权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就业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而随着新《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劳动者就业权利保护正纳入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是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镇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如何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安置到城镇岗位就业，是未来一项长期的任务。
三是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劳工成本不断上升，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现象。就业的平稳过渡，是顺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保证。
四是就业问题还关系到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承诺。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失业也是导致居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就要尽可能地减少失业现象。
严海波：目前我国经济有“滞涨”苗头，这给治理失业问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因为这次通胀压力的加大，主要是由石油等基础原材料价格暴涨引发的，而此时经济增长又出现了下行迹象，情况很复杂。
从政策角度讲，我认为，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适当放松财政，而货币政策也需要注意节奏和弹性。因为从经验上看，应对目前的局面，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会比较好。
比如，通过加大财政开支或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等，如果再辅之以利息手段来控制通胀，效果则更好。只有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让企业想用人，用得起人，才能使就业增长有切实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