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自产业革命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体现为工业化的进展和水平。一个后起国家的赶超，更是集中体现在新型工业化能力上。1870年至1913年，美国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成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随即进入了快速推进的大规模工业化阶段。

　　是什么保障了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化能力的迅速提高呢？康奈尔大学的理查德教授对此作了高度概括：“美国工业化是由高储蓄率所导致的个人储蓄、公司利润再投资的高回报率和外国资本所产生的丰裕的资本所支持的。上述所有的三大来源均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并且更进一步依赖于美元币值的稳定性。”为此，美国当时实行的三项重大发展政策：“一个不受管制的国内统一市场的政治结构；坚持国际金本位制度；对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确保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更支撑了美国工业化的快速进展。

　　可见，一国的高储蓄率（当然，主要是指个人储蓄），快速增长而较高的企业利润积累，以及大量海外资本的进入，都是工业化高速推进的必要条件。无论美国，还是德国和日本，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主要由本土资本担当重任，外来资本只是次要角色。19世纪晚期最为耀眼的美国铁路投资，尽管是海外资本最为集中的领域，但美国本土资本仍然占了四分之三的份额。

　　令我们今天感兴趣的是，不管是高储蓄率高投资，还是大众消费能力的持续提高，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个人储蓄和证券投资收益也就无从得到持续保障，就会破坏人们的储蓄和投资预期。更不用说，稳定的金融市场是人们均衡消费时间分布、获得财富效应、支撑持续增长消费能力的重要条件。所以，经济史学们无论如何强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19时期晚期美国工业化和赶超的重要性，都一点也不为过。

　　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了保障19世纪晚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美国坚定地实行和维护国际金本位制。为了避免各种争论所带来的干扰，美国于1900年通过了《金本位制法案》，并由美国政府行政机构毫不犹豫地担当起对这一法案予以贯彻实施的责任。由于国际金本位制意味着美元同黄金挂钩，这不仅保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吸收海外资本及其在本土再投资的持续性；这一制度还为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金融市场的紧密一体化提供了基础保障，减少甚至避免了向美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国内外投资者对其证券市场的持久高涨投资。而资本市场投资，正是美国工业化最为重要的支持力量。

　　由此看来，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美国在确保国内市场统一性和关税保护政策的配合下，坚持实施国际金本位制，无非是将自己的货币制度同当时作为赶超对象的英国统一起来，从而确保币值和汇率稳定，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工业投资创造一个健康环境。也正是这一健康环境，促成了美国工业化的广泛进展，更促成了对英国赶超目标的实现。所以，稳定的货币制度和汇率政策，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工业化推进和赶超所真正重视和需要的。这才是我们今天重提美国这段历史的真正目的所在。

　　实际上，日本后来居上的成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在赶超阶段所面临的国际货币环境，恰恰是准国际金本位制性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有效实施的时期。然而，一旦从基于种种外来压力，允许日元超大幅度升值后，汇率政策再也不稳定了，其金融市场在短短几年间成倍上涨，旋即又成直线下降。没有了稳定的汇率和金融市场，日本经济也就掉入了“失去的15年”的泥淖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回升的曙光。

　　今天的中国，大规模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已然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能否借这一难得的推动力量，成功地实现赶超目标，应当是方方面面，尤其是国家政府层次高度重视、认真思考并切实拿出类似于当年美国那样坚定而有效政策的问题。

　　现在看来，全球似乎很难再回到纯粹国际金本位制了，即使回到当年让日本大大受益的准国际金本位制也不可能了。所以，中国工业化进展和赶超所面临的环境，比起当年的美国和日本，更加复杂和艰难。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必须通过确保汇率稳定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所有经济和政治决策中最为重要的。

　　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陡涨5倍多，而后又陡降三分之二，这种极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是重大的，其后果正在明显地显现出来。另外，过去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已大幅升值，而眼下越来越大的一股声音——超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是极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了相对稳定的对内对外的人民币币值，就不可能有稳定的金融市场，也就很难确保中国工业化的健康持续推进。

　　因此，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本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必须成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首要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正是考验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阶段能否有效执政施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