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洛华

　　上海大学房地产学院副院长

　　“这丫绝对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 电话那头斩钉截铁的声音来自朱富贵。我刚刚打电话给他讨论有关某个机构投资者在黄金投机上爆仓的新闻。“他们用主力期货合约和现货对冲，指望锁定每盎司2至3美元的差价，其实忘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两个品种不是同时到期的，需要再买入一份黄金波动率合约，对冲时间差，等主力期货合约到期之日，同时平掉黄金期货多头和波动率的多头”。对冲时间是金融学最大的挑战－这句话又把我带回了7年前在塔克商学院的日子。我记得这句话，用代表涨跌空间范围的波动率来对冲交易时间是那个苦等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头发掉光的肯尼斯教授说的，他还说，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对冲比例。我们都暗暗为肯尼斯教授叫屈，却又私下嘲讽他的头发是被时间对冲掉的。对冲比例是百分之一百。“这是你的猜测，新闻媒体上可不是这样报道的”，我心里感觉朱富贵可能是对的，嘴上却不愿意承认，“那帮记者绝对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懂什么金融学”，听筒里传来更加自信的判断。

　　朱富贵是个极具金融学天赋的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回到国内。他才华横溢又充满激情，和他相比我是一个平庸而懒散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我更像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我曾经颇为看不起这个来自内地省份的学友，事实证明我是狭隘的，他在金融学方面绝对可以做我的老师。这也难怪，我大部分时间在帮美国导师的孩子写高中作业，以便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踢球。我所想的就是早点完成镀金，回国找份好工作。所以，即便我回国之后没有找到好工作，我也心平气和，因为毕竟我没有学到什么真才实学。朱富贵的情况与我大不相同，他是苦心孤诣地在那个冷酷而严格的学校练就了一身武艺，就想着回国施展才华，干出一番大事业。

　　刚刚回国那会儿，我们还经常见面，晚上在酒吧和一堆金融学的海归畅谈理想，他那时在一个外资金融机构工作，刚刚认识了一个上海女友。我们其他人都明显地感觉得到，他有更大的抱负，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更重要的岗位，要么领导一个战无不胜的基金公司，要么帮助制订一项永远正确的货币政策。旁边有位喝得多了一些的同学用肘部推着揶揄他：“朱富贵，你报效祖国的最佳方式是主动缴纳个人所得税，自费订阅人民日报并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他用极快的语速说出一堆英语来质问对方，颇有义正词严之势，而此时此刻，我的头已经昏昏沉沉，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了。

　　我们曾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附近的一个会所里参加某个聚会，他正在对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着一个新发现，证交所所在的银城中路，不如改名为：长城街（Great Wall Street,亦可直译为：大华尔街）。这样既有中国特色，又暗喻超越华尔街的雄心。我端起酒杯，随口怂恿他去给市长信箱写信提提这事。他居然当真了，后来他告诉我他收到了信访办固定格式的回信，称此事已交有关部门处理。他为此还兴奋了好一阵子，而我心里很清楚这就意味着他的建议可能要等到“有关部门”下一次大扫除或者搬到新建的豪华写字楼时才会进入清洁工的视线。

　　他回国以后，一直过得不顺，先是和外国老板闹别扭，觉得对方简直是个政客，对金融学完全外行。我们根本劝服不了他的脾气，随着行情好转，他去了某家国有金融机构，一开始很受重视，后来终于又适应不了那里的体制，他觉得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在用另外一张嘴说话，每天上班就如同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他那刀子般锋利的头脑总能为他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但是很快，他那张比刀子还锋利的嘴又使他陷入窘境。他越战越勇，愈挫愈奋，也就越来越孤独。以前，我常打电话给他，请教有关问题，总能得到合理顺畅的解答；后来他常打电话给我，抱怨有关人事斗争的烦恼和怀才不遇的苦闷，我却不能帮助他找到合理顺畅的道路。

　　我心里总觉得他是某种制度的牺牲品，也许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过错，老师们总是鼓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却从不告诉你这个社会的事实真相，真相就是大多数人都过着平庸的生活，终其一生都碌碌无为，我们需要习惯于平凡、平庸和平淡。朱富贵却不能收起远大理想的风帆，他只想着去远航，他为搏击金融市场的惊涛骇浪而刻苦学习，因而他更向往那样的生活。有时我觉得他其实是一面镜子，隐约从他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影子。他的气愤不平的经历似乎源自于让我伤神感触的同一个剧本，里面记录着我回国以后的努力和抗争。他的失落和抱怨也总是撩拨起我断断续续的回忆。“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太平盛世中脱颖而出，成就梦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漂浮的种子，一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发芽的土壤，有的人将就着就这么长大了，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那片属于他的土壤，也就注定要漂浮一辈子。

　　再往后，我们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先是听说他又换了工作，和女友分了手，后来听说他下水干了私募，最后又说去了深圳，以后再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