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温故而不知新则死，知新而能好故则生。”这句话这对眼下讨论中国货币问题很有启发。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指责中国“重商主义”、“人民币严重低估”的声音不绝于耳，随声附和的中国人也不少。
且不说“重商主义”在历史上对那些以此为政策的国家有过积极作用，仅就“重商主义”本身而言，也有其特定的严格历史条件限定——国际金本位制。在贵金属特别是黄金充当货币时，货币是真实的财富，只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追求贵金属货币积累的行为，才谓之“重商主义”。当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从最早的荷兰、英国，到后来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无一不是得益于国际金本位制或准金本位制，并同时在执行严格的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高度贸易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快速推进并完成了自身的工业化的。
现在，终于轮到中国奋起而快速直追了。但是，国际货币制度和环境已完全变了。在群雄逐鹿式的完全纸币本位制下，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遵循“重商主义”的基础。如果硬要说中国耗尽人财物，为的是追求一堆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而非黄金，这无论如何都是言说者对自己更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千年之交的1655亿美元，可能增长到2008年底的2万亿美元，8年里扩大了10多倍。外汇占款从2003年的34846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底的128377亿元。中央银行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货币市场干预。不算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回购的操作，仅就专门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而发行的央行票据余额看，从2003年底的3376亿元急剧扩张到2007年底的34900亿元。即使如此大规模对冲，但对冲后的外汇占款占每年基础货币投放额的比例，也从2003年的60%扩大到2007年的92%。这恐怕是导致过去几年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原因之一。
对此，太多的国内外声音将这种难以为继的情况，归咎于过去几年人民币升值过迟，升值幅度过小，从而呼吁进一步大幅度升值。果真如此吗？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就能有效控制通胀，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吗？从日本的例子看，大幅升值本币，不见减少贸易摩擦的效果，抑制通胀的效果倒是有，但却一下子跌入了长期“通缩”的泥坑和“流动性陷阱”之中。即使当前全球通胀已如火如荼，日本也没有摆脱“通缩”的阴影，最多也是“通胀和通缩共存”，更大的代价则是进入了战后历时最长的“平成萧条”，政治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
从中国过去三年来的情况看，累计21.3%的人民币升值，也并没有换来贸易摩擦的减少，反而更多；更没有换来发达国家对“人民币低估”指责的减少，反而更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欲望更大；国内通胀也没有因此而像有些学者预测的那样下降。更不用说，自从去年以来美联储大幅度贬值美元，以求抑制其日渐衰退的经济。这不仅陡然大幅缩减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也给那些主张大幅升值人民币的中国学者以极大的警醒，更揭示了美国朝野那种通过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而理顺和维护国际货币经济秩序言论的虚伪性。
但中国主要以纸质外币计价的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并大量挤出基础货币，以及中央银行被迫使用成本率为4％至5%的对冲手段，而又集中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到利率不足5%的美元资产也的确是个问题。且不说这其中几乎没有利差，即使有，投资收益也可能被人民币的实际升值所全部销蚀。
问题的症结，不在人民币升值不够，而在外汇储备中存有过多的“热钱”，以及中国外汇的使用体制。未建立在真实贸易基础上的“热钱”虚增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虚增了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和规模，更虚增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热钱”不断增加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产生并不断强化这一预期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坚定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信念的不足，汇率政策对外来政治压力的过于妥协，对“热钱”流入疏于监控，甚至出现了纵容之势。将几乎全部是产业资本换回的外汇，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对外投资金融资产——几乎全部是债券性资产。这尽管已使中国成为最大资本输出国，但这种对外投资体制，不仅迫使中央银行被动放出基础货币购汇，形成大量外汇占款，并被迫大规模高成本对冲，而且导致对外投资渠道单一，效率低下，风险高度集中。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完全由发达国家操纵的情况下，这种外汇使用体制焉有不吃亏之理？
由此，解决之道也就首先在于树立并不断增强坚定维持人民币值稳定的信念，并制定和不断改进贯彻这一信念的政策，而所有信念和政策都应是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为根本宗旨。其次，在现阶段必须坚持资本管制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杜绝“热钱”流入。这两项措施，足可在稳定外界对人民币币值预期的同时，大幅度抑制“热钱”流入。与此同时，应当完全放开国内市场主体自主购汇并对外投资的限制，积极鼓励并帮助企业和个人扩大境外产业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外汇进出的平衡，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幅，降低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和对冲的压力，大大降低外汇投资和外币资产的风险，也有利于中国产业界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全球竞争中争取主动，更好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增长。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已有进展非常有限，相比于庞大外币金融资产持有额，直接对外产业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空间也就非常大。
总之，在没有了国际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对于高速推进工业化而顶多处于中期阶段的中国而言，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是头等大事。没有哪个当代国家的货币是纯市场化的产物，“温故而不知新”的结果，只能是“死”。利用非市场化的政府手段维持币值对内对外稳定，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