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为世界、特别是美国关注的就是，中国如何处理手中大量的美元资产——是预防性减持，还是继续持有？前者将造成恐慌性抛售，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而后者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有助于稳定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尽快恢复。这个难题其实也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中东各国都在面对的。

　　⊙刘 涛

　　“两房”、雷曼兄弟和AIG相继陷入困境，标志着自2007年秋天开始的次贷危机已进入第二波高潮。最近一周，随着危机愈演愈烈，无论是局中人，还是旁观者，心理防线都在不断溃退。对于危机的后果，先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损失将超过亚洲金融危机”之说，后有金融大鳄索罗斯的“60年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断言。“一生唯谨慎”的格林斯潘则惊呼：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很显然，在索罗斯和格老心目中，是有一个参照坐标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即19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如果不幸被格老言中，全球经济恐怕真的要遇到大麻烦了。

　　不过，现有的许多研究文献表明，大萧条事实上也绝非没有可能避免。例如，弗里德曼等人就说，如果不是当时的美联储采取了错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其后果或许不至于这么惨烈和持久。而另一种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是，在当时世界各国基本上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度的情况下，在危机爆发之初，由于美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各国纷纷效仿，试图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也就是说，“以邻为壑”使得1929年发生的一场普通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破坏性巨大的世界性经济长期衰退，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二战爆发的催化剂。

　　毫无疑问，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本身是难以避免的，是周期性的经济现象。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主要应归咎于美联储2002年以来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监管滞后。说到底，这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次贷危机只是美国的事，其余国家可以隔岸观火，独善其身。果真如此，那么世界很可能朝1930年代悲剧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时至今日，全球化已经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多一些理智，多一些责任感，多一些合作，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应当说，过去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的所谓“政策协调”，已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个词语贬义化了，甚至成为替美国埋单的代名词。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反映出美国在“政策协调”的幌子下，试图通过牺牲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利益，扭转其外部失衡。然而，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毕竟与20多年前大不同了，如果回归国际政策协调的本义上来，其目的无非是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平稳有序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协调，就不存在谁服从于谁的问题，各方是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是使所有人的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最终决定接管“两房”和AIG，本身也是国际协调的结果。鉴于东亚国家和中东石油输出国持有大量与“两房”有关的机构债券，而AIG在亚洲也有广泛的业务和影响，因此，美国在决定“两房”、AIG前途命运时，有责任将债权国的利益考虑进来，这对维持全球贸易结构今后继续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从欧元区和日本的角度来看，由于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加上自身经济已处于衰退边缘，因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欧日之间曾多次联手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最近一次就在雷曼兄弟事件发生后。如果再往前追溯，自2005年以来，美元兑非美货币长期走弱，刺激了美国出口强劲增长，这为美国熬过次贷危机第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目前看，欧元区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之间尚未达成类似的默契，特别是在贸易领域里，始终存在不稳定因素。由于8月份欧元区德法意三大经济体已同时出现经济负增长，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成为仅存的救命稻草，随着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断升高，欧元区与区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逐渐增多。

　　再从石油输出国的角度来看，也存在参与国际协调的必要。长期以来，欧佩克强硬坚持“限产保价”的策略存在巨大风险，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显得尤为不合时宜，油价过高无疑将加剧全球主要经济体衰退预期。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处于货币政策的两难：既不能升息抑制通胀，也不能降息刺激经济，各国货币当局实际上唯一能做的不过是坐等油价进一步下跌。

　　从9月9日欧佩克会议透露出的消息来看，欧佩克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主张让油价进一步理性回归的沙特成了少数派，而伊朗、委内瑞拉和利比亚等国决心用大幅减产来捍卫自身利益。如果由于欧佩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导致各国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泥潭，则未来数年间，随着能源需求的急剧萎缩，欧佩克成员也将自食恶果，而其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的石油美元也存在财富缩水的可能。因此，欧佩克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策略的合理性。

　　最后，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目前最为世界、特别是美国关注的就是，如何处理手中大量的美元资产——是预防性减持，还是继续持有？前者将造成恐慌性抛售，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根据“囚徒困境”原理，最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而后者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有助于稳定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尽快恢复。当然，这个难题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所面临的，日本、韩国、俄罗斯、中东各国都需要认真思考。

　　自2006年12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建立以来，双方就将对话议题设定为两个方面：一是事关中美经济关系战略性的重大议题，二是影响全球经济层面的重大议题。近日王岐山副总理在这一关键时刻赴美出席中美商贸联委会（JCTT），也清楚表明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决心。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