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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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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华尔街大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把培育建设基础市场放在优先位置
    花开花落看全球对冲基金二十年
    一个专家结论与一条财经新闻
    “瓦尔德”们的假融资诈骗
    布什救市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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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培育建设基础市场放在优先位置
    2008年09月25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郑 韶
      郑 韶
      上证观察家

      我们“有幸”没让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们插手尚处于初期探索中的中国金融衍生品领域,在国内活动的华尔街粉丝们也没有来得及说动、推动中国政府加速搭建衍生品及其市场的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性低层市场的培育建设,市场结构优化和多层化市场体系建设的进展是根本谈不上的。

      去年年底,笔者在上海证券报上为文疾呼: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远未夯实,务请各方将“重心下移”,以事关人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中小企业及其尚未得到满足的资本、资金需求为本,积极统筹建设地方性、区域性资本市场,以拓宽、增厚资本市场的基础、深度和强度,为构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厦奠定强国基础。

      近日国内三大重要经济都市的相关进展让人看到了希望:在天津,以一定区域内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为交易标的的天津股权交易所正式开张了;在深圳,已初步形成由项目、资金、股权交易市场及中介机构组成的创业投资市场体系,并正加紧设立30亿元规模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产业园,力争把深圳打造成为全国创业投资中心或称 “风险投资之都”;在上海,年中市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列为当下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拟采取包括建立OTC市场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实质性支持。三地的行动不仅切合中央重视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更是在经济领域、资本市场领域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有效行动。应当给予积极评价。

      三地支持、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就是支持人民增加收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裕的物质基础。在中小企业经营发展面临严重困难的当下,三地政府的上述行动更如雪中送炭。而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应以价值规律、市场规则为本,遵循企业由小而强而大、市场由低而小逐步向高而大渐次发展进而构成多层次有机联动的市场体系的路径——笔者以为如此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精神。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拥有宏观调控之责与权,在必要时可做些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之举。但归根到底,应让市场依市场规律为本为轴自主运行。政府只在市场运行失灵时出手适当、正当干预,才不至于坏了市场又拖累政府自身。

      那么,政府在资本市场发展中采取何种思路、战略为好?这就是一个见仁见智或是解答可见高下的问题了。前已肯定,三地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并构建股权市场予以实质支持的作为是受人欢迎的。但是,所作所为的目的性和在各自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却有大不同。这是笔者前文之所以忧虑而发声的动因所在。不幸,当时之所忧,在八九个月之后,竟有若干应验而令人气闷。

      当时笔者提出市场发展时弊有三:

      其一,政府资源向主板市场过度集中而不及其余,客观上导致内外市场资本过度集聚,快速推高了主板的股价、股指、市盈率,急剧放大了市场风险和泡沫化程度,令人普遍不安——不安的结果是泡沫破碎,市场由疯牛变狗熊。政府与投资者都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这种主板一板独大的畸形结构非由地方所造成。但地方错把国家设施认作自家光彩而不尽市场创新之责,去共同完善市场体系,分散结构风险,则不能说一点可议之处也没有罢。

      其二,向上向高端发展构想脱离市场现实基础。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层次单薄、品种稀少,根本没有新金融商品“衍生”的市场基础和供需规模,有人却性急地谋求建金融衍生品市场或交易所。这一次应当说“有幸”,我们没有让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们插手尚处于初期探索中的中国衍生品领域,在国内活动的华尔街粉丝们也没有来得及说动、推动中国政府加速搭建衍生品及其市场的空中楼阁。记得年初中央有一高官调研金融创新,有地方官献议发展衍生品及其市场,不料立遭高官一声断喝:“找死!”眼看华尔街满地黄金甲如今竟变垃圾遍地,真应当让雷曼兄弟们早一点听到这位中国高官的疾言教训才好,如今悔已晚矣!但是,对中国的投行粉丝,以及心有所动的金融大小主管,应当将雷曼们引为教训,应当让无端“衍生”会“找死”之声在心中警钟长鸣!

      其三,市场建设重大轻小、迷高轻低。主管部门如此想,地方也有作如此想者。即使有建设基层市场言行者,或醉翁之意不在酒:基层聊作点缀,重点仍在高端;或诚心建基层,都空想做全国统一大市场。

      以上种种怪现象,究其根源,都同“市长”与“市场”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对策失当有关。而“市长”派对于“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解读,显然是更多地偏向了主观调控的一端而轻视了“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性。问题是,“市长”以我为主造市是要付出事前、事中的投入代价的:例如各地正在采取的为发展金融而向金融人才(形同贵族)奉献优惠的政策,其代价不仅是物质性的公帑减收增支,而且也有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负效应。至于事后的代价,当下国内外活例多多,可不胜枚举。进一步的问题是,政策资源是有限的,政策是要讲重点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名言。政策将公共资源偏向了一端甚至是危险的一端,则他端就在事实上被减损或剥夺了应得的份额,而一旦市场有病,则全民都要陪绑吃药。这显然不公平,全然背离科学发展观。因此,不把基础性低层市场的培育建设放在现阶段优先重要位置上的思路,阻碍了市场结构优化和多层化市场体系建设的进展,应当对现行基础市场的薄弱、主板市场的畸形坐大和风险累积与爆发承担责任,理该痛加修正。简而言之,笔者还得重复一句去年的老话:

      基础远未夯实,务请“重心下移”。

      (作者系上海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