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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起死回生，关键在于一增一减的修改，即提高了银行存款保险上限，以及对个人和企业约减税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增减之间，多少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纳税人的钱被只用于救华尔街而不救美国民众的疑虑。
此次我国的救市亦有加减法之称：印花税双向征收改为单向征收，对投资者有减负之利；中央汇金和国资委分头增持国家重点金融机构和央企上市公司，对市场买方有一定增援作用。
不过，现在看来，加减法救市的初衷尚有待于贯彻始终。在广大投资者的心目中，拥有1.5万亿资产的中央汇金其实完全可以像香港的外汇储备基金一样成为救市的平准基金，既救上市银行又救了整个股市，也可以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现在中央汇金只是作为上市公司的国有大股东出面，显然并不是救市的平准基金。中央汇金的国家资本代表与几家最主要上市银行最大控股股东的双重身份，使得它和又当婆婆又当丫环的国资委一样尴尬。
就汇金公司作为上市银行主要控股股东的地位而言，增持工、中、建三行股票，对于确保国家三行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对于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显然只是针对其所增持的银行股在整个股市所占有的很大权重而言，主要的受益者是银行股，其利好作用应该比较有限。这跟平准基金入市不能同日而语。
中央汇金和国资委的联手增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但增持作为一种市场手段，它在一定阶段起到稳定股价、稳定市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增持者自身所带来的利益空间也是非常可观的。由于增持新政在给大小非提供了逢低介入之天赐良机的同时，并没有对其未来的逢高派发有什么有预见性的有效限制，那么，增持的结果最终依然还将需要以减持的方式来消化，等于为未来的市场又增加了新的大小非减持的压力。
以中石油为例，中石油集团拟增持2%的计划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市场的疑虑。中国石油的总股份为1830.21亿股，而目前流通的A股仅40亿，如果中国石油集团增持的2%全部为A股则相当于36.6亿股，占到全部流通A股的92％，等于大股东直接从二级市场将公司所有流通在外的A股流通股几乎全部买回。如果中石油不是还有210.989亿份H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不想退市的中石油岂不早晚要变成非泄洪不可的“堰塞湖”？
摆在中央汇金面前的难题与中石油大致相仿。汇金持股工、中、建三行的比例此前为35.3292%、67.4937％和65.4041%，各增持200万股后分别为35.3298%、67.4945％、65.4050%，看起来变化不大。但考虑到工商银行实际流通A股为149.5亿股，仅占其总股本3340.2亿股的4.48%；中国银行实际流通A股为64.94亿股，仅占其总股本2538.4亿股的2.56%；建设银行实际流通A股为90亿股，仅占其总股本2336.9亿股的3.85％，如果没有H股支持其流通份额的话，增持目前已发行股票的1％，即意味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现有流通股将会分别减少22％、39％和26％。如果也像中石油集团那样增持2%，即使现在可以豁免要约收购，也将基本接近退市的高压线了。
其实，中石油的问题不仅是三大行，而且也是大多数央企和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共同的难题。增持并没有从供求关系上根本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相反，如果有关方面光顾着一味鼓励增持而忘记了瞻前顾后的话，一不小心，不仅有国有非流通股“一股独大”卷土重来之嫌，而且，如果不想对股改成果来一个“推翻重来”，势必将需要颠覆现有的市场规则，甚至为此而重新设计一个新的市场规则。
在完成救急任务之余，公平与否终将上升为主要矛盾。在笔者看来，这同美国救市计划的被迫加加减减如出一辙。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市场，无论如何总得给中小投资者留口吃饭的余地。对于一向就“非患寡而患不均”的沪深股市来说，救市要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决将救市的重心由向大股东特别是国有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转移到救广大中小投资者出水火。也就是说，如果像调整印花税那样取消红利税，适当降低交易手续费率等等还可以再多一点，如果有利于增强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如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股指期货的推出再大胆一点和更快一点，如果大股东增持能够将单边增持变为买断一部分到期解禁大小非流通权的回购注销，如果中央汇金变身为真正的平准基金，那么，不仅中央汇金未必需要仅限于增持其所控股的三大银行股，其今日所增持的股票日后也将有可能变身为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类香港盈富基金，而市场又何至于因大小非边减持边增持而发生全流通是否边推进边自我否定的问题？
不一样的加减法，反映的是不一样的倾向性。加什么，减什么，大有讲究，救市的效果也将随之而大不相同。只有本着“以维护投资者权益为重中之重”的初衷来做好这笔救市的加减法，现在迫不得已的政府救市才有可能最终演变成市场的市场化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