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封一)另外，各类市场的收缩。危机爆发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最高点下跌了40％多，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还有市场的流动性困境、信贷市场的严重收缩等。
第二，对美国金融政策及监管政策的影响。此次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美国财政部陆续采取了许多应急的救市举措。
第三，美国政府将全力防止出现经济衰退的局面。过去一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向市场注资、收购、接管、降息和减税等应急救市举措。
上海证券报：次贷危机对我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屠光绍：对于我国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机构因持有次贷相关金融产品所造成的损失。第二，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第三，对实物贸易的影响。另外，我们还要关注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当然，因直接持有次贷相关产品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容易量化，而从“出口－消费－经济增长”的角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则比较难以量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金融市场的阶段，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此次危机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这涉及到我国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思路。
还有，我们需要关注外围金融市场的收缩，会如何影响外资在我国市场的流动。可以说，国际资本流动是中国金融、经济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关键要集中于资金的“大”进“大”出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这些都需要采用重要的监测指标、以及科学的方法进行进一步评估。
美欧等经济的下滑，必将降低其消费需求，而这些也必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挑战。现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也在进行微调，其中有部分原因也正是应对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下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次贷危机之后，有各种论调都涉及美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历史、现状和下一步状况的判断，您的意见如何？
屠光绍：我们关键要对几个基本问题做出分析和判断。首先，要客观评价美国金融对美国经济实力的巨大支撑作用。第二，要冷静判断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救市措施之后，是否会改变其金融市场的运行基础？第三，要合理预测此次危机之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实力与影响力。如果美国作为全球最大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不复存在，那么，有没有其他的金融市场可以取而代之、起到全球最大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您刚刚提到需要关注危机对上海经济的影响，那么此次危机对上海经济、以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屠光绍：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受到影响的程度和方面既有一般性，也有上海的特殊性。这与上海的地位、产业结构以及外向型较高等特点有密切关系。
在此过程中，上海市政府也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上海实际情况对之进行了各种应对。金融产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也非常重要。上海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当前的次贷危机既突出了这种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性，也对这种调整和转变增加了压力和挑战。但上海要实现中央要求的“四个率先”，就必须咬定目标，克服困难，迎难而上，加快建设“四个中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上海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其中，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四个中心”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必须继续加大力度加以推进。
上海证券报：美国次贷危机从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金融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监管等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和启示。然而，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如何才能在既汲取美国次贷危机教训，同时又不至于因噎废食、阻碍我国金融发展步伐呢？
屠光绍：这就好比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生病了”，而我国持有相关产品的机构以至出口等都会受到影响，即“被传染了”。美国“生病了”就需要“吃药”，即金融机构的亏损破产、接管、被兼并、以及出台一系列降息减税等救市措施；而我们也需要“吃药”。关键在于，我们除了要看到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共性之外，更重要的是看清楚两个市场间的差异。通过对两者差异的判断，我们才能知道哪一种“药”对我们有效。
首先，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处于金融市场高度发展阶段，具有市场规模大、金融工具多、产品链条长、资金能量强等特点。而中国则处于金融市场的初级阶段，具有市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金融工具少、以及主体实力差等特点。
第二，中美两国金融市场采取不同的运作机制。美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高，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具有“超级话语权”。这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金融机构趋利化、金融活动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杠杆化的特点。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行政管制力强，金融压抑较为明显。这使得金融机构的活力不够，金融创新也需要严格审批，金融业务单一、服务能力弱。当然这有着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客观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金融发展不能脱离经济、生活的大环境，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第三，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大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全球性发展，其金融体系也运用了全球资源。中国金融市场则相对封闭，难以有效运用全球资源，缺乏全球定价权和影响力，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相符合。
于是，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美国爆发危机、“生病了”，这“病”“传染了”全球各个经济体，中国不可避免也受到“传染”。“生病之后”，我们对中国金融经济进行“号脉”，比较两国金融市场的差异，得出结论：美国是金融市场的“胖子”，而中国则是金融市场的“瘦子”。因此，汲取次贷危机教训，我们在“吃药”的时候既不能吃“减肥药”收缩市场，也不能吃“催肥药”一蹴而就建设金融市场。这也对我们提出问题，就是如何寻找适合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
上海证券报：那么，次贷危机的教训对于我们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何启迪意义呢？
屠光绍：我们提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牢牢抓住“一个核心、两个重点”，即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积极争取在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和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其中，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又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完善金融要素市场，打造人民币市场中心；其次是打造资产、资金管理中心；第三是打造支付清算中心；第四是加快发展各类金融专业服务机构。
目前，我们进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坚持加快发展、协调发展、以及有序发展。加快发展是总战略中的根本出发点；在发展具体方式的选择上，我们要注意协调发展；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实现有序发展。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三者结合才能形成推进整体金融发展的好思路。
加快发展，就是要通过积极创新、加快改革、推进开放等来积极发挥金融市场功能，服务国民经济。今年7月温家宝总理到上海调研时也提出了加快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目前也在积极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要把重点放在营造更好的环境、把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要推进结构转型、吸引更多的金融人才来到上海。
而发展的方式就是要协调发展。从源头上防止和避免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问题出现，保持我们金融市场健康、均衡的发展。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更使得我们要注意实体与虚拟的关系、市场与监管的关系、创新与风控的关系、以及激励与约束的关系。
有序发展就是统筹安排、循序渐进。只有有序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才能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与规避风险，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从次贷危机中学习到，要严格守紧标准关，决不能随意降低业务标准，这也是金融创新、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其次，我们还要学会适当区别参与度，越是公众参与度高的领域，越是要优先发展低风险的产品。第三，还要逐步放开杠杆率。发展杠杆性金融产品要按照先低后高的原则，稳步推进。比如，我们发展保证金业务、金融期货等总的原则都应当按照从低杠杆率向高杠杆率发展。第四，我们要有效控制传递性，严格防范风险在不同市场、不同资产类别间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