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还没有过去，一种标新立异的逆向思维却有抬头之势：把美国金融创新的危机当成我国金融创新的契机。这个主张真的会像听起来那么动人吗？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不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程度不高，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不表明我们在推进金融创新或控制金融创新风险方面有什么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的本事。相反，正因为金融创新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对于证券化及其衍生品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危机肇事祸首的教训，才更需要格外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相比于市场规模大、金融工具多、产品链条长、资金能量强的美国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不仅市场规模小、主体实力弱，而且金融工具太少，结构也很不合理。多年来存在的企业融资难、投资渠道狭窄等窘困状况呼唤通过接轨和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推动金融创新的加快，可每一次的金融创新却最终总是断送在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机制的手里。13年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和最近的南航认沽权证事件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金融创新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趋利化、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和金融业务的杠杆化，那么，美国金融市场的失败于过度发展对于我们更是前车之鉴。美国的自由金融主义借金融创新的名义不恰当地放松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信贷过度扩张，引发了楼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无论布什政府现在的救市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危机、减轻痛苦，金融危机造成的伤害都已经深刻地而且将持续地存在。这对于盲目信奉市场主义，特别是那些相信“月亮也是西方圆”的人们，难道不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中国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60%到70%是美国国债、机构债券和企业债券，由于美国政府的救市，如果不计中国平安及其他金融机构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损失，即使作为主权投资基金的中投公司在对摩根士丹利、百仕通的大笔投资中一再遭遇严重亏损，也没超过外汇储备总额的1%。但这种只算大账不算小账的算法并不是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仅就中投本身而论，其迄今为止的投资尚没有成功的纪录，最近追加投资又增加了浮亏。遭遇失败的原因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投的生不逢时，其中应该有着更为重要的投资机制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在尚未建立健全的投资决策体系和相应的自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盲目轻信一些海归派头面人物和海外人脉的国际投资经验，急于抄美国次贷危机的底，反映的不仅是投资决策冲动，而且也是公权基金管理上缺乏信托责任的通病。看来，单纯依靠吸收和利用海外人才等更多利用全球资源方面的进步，显然不足以弥补其投资机制上的这种先天缺陷。相反，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走出去的步子越快，付出的学费也将更大。在这方面，中投的问题也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普遍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方案，大多也是学习和引进国外经验的结果。如果不是美国发生的这次金融危机，人们还在把国外的金融创新一概当成成功的先进经验，不仅没有注意到它所潜在的风险因子，更没有想到过金融创新的过度发展也有可能引爆金融危机。
尽管我们并不主张因噎废食，也从不反对审慎地推进金融创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在美国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理由认为金融创新对于高度发展的美国金融市场是风险对于尚未高度发展的我国金融市场就不是风险，更没有理由认为在美国人看来防不胜防的金融创新风险在我国就不是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在持续密切关注美国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经济的影响的同时，得冷静仔细分析研究美国金融创新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训。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给全世界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机会。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推进器，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改革开放带来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也总是会带来令人防不胜防的风险。循序渐进才能控制风险，过度发展就有重蹈美国覆辙的危险。
金融创新是当前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但任何事情，都需要未谋成功先防失败。金融创新如果不能够鉴定、评估及控制风险，那么，即使是看起来非常急需的时髦产品也不应当仓促投入市场。研究和防止失败也就是控制金融创新风险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当务之急显然不是急于推出那些人有我无的金融创新产品，而是深度研究美国过度金融创新引爆金融危机的教训。否则，何异于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