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框架
在现阶段，除非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严重急剧恶化，我们并不赞成立即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经过30年的改革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是隐性的和深层次的，对这种矛盾的克服需要财政政策在战略性规划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审慎微调、逐步推进，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解决这类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并无明显裨益。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日益扩大，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相关冲击，在应对危机挑战的过程中，财政部需与全球主要国家的财政当局联合行动，既努力为危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又有效地参与控制危机蔓延，避免危机对我国的反噬与侵袭。考虑到前一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为货币政策的总量性调控预留了大量的空间，现阶段经济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运行的核心方案是：构建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搭配的总体框架，货币政策通过对流动性和投资需求实施调控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和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财政政策着力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予以克服和解决，对外参与全球联合行动，实现政策协同，对内科学分析和控制矛盾，推行审慎微调。但是，也必须做好应对危机失控的准备，在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我们要及时研究发行国债扩大内需等相关政策预案
（二）宽松型货币政策的实施建议
宽松型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放宽对货币供应量的限制，充实市场的流动性；通过调低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提高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总体上，我们认为央行目前的措施是有效的，在对市场流动性的阻吓心理形成后，小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既可以刺激投资需求的增长，又迎合全球金融政策调整。对近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建议有：
1．正视通货膨胀的输入性。央行和国内其他权威机构都认为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压力是输入性的，并且其“输入”后并没有引发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危机，而只是与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相结合，形成了结构性通胀压力。如果输入性、结构性通胀压力的认定成立，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的大背景下，输入性通胀压力的源泉已经或即将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胀压力的“输入”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了。而国内的结构性通胀压力自然有结构性的政策措施予以纠正和控制，作为对总需求有直接影响的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手段可以在通胀率尚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去应对新的外部冲击和总需求扰动等问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与国家反通胀的政策主旨相背离。
2．参与全球金融政策协调，适度调低利率。央行实施降息的政策同时兼顾内部和外部经济调控的效果。内部效果主要是指降息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生产积极性，并适度补偿企业劳工和生产资料成本的提升；外部效果是指在全球主要国家都处在降息周期时，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较高的名义利率，容易激励外部游资继续涌入中国，持续抬高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形成新的风险源泉。此外，适度的降息并不会导致国内现行通货膨胀压力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重新加剧。降息在现阶段主要刺激的是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明显，不会直接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对于房地产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市场需求不足，适度的降息可以逐次击发各个层次的有效需求和供给，避免“断供潮”的发生和房地产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3．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自救能力，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直接作用于银行系统的高能货币，对于紧缩银行的信贷资金的效果明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中小银行的海外投资纷纷出现风险，甚至已经形成了巨额损失，这一损失使本就资金规模有限的中小银行资金链崩紧，企业的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受到了较大的束缚。为避免来自银行领域的流动性紧缩，央行需要根据危机的发展情况适时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的贷款发放和盈利水平，提高银行的自救能力。
4．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在美国次贷危机全球化的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援助和缓冲作用，而在欧美及东亚各国的救助政策中，提升存款保险上限对于保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我国的银行体系事实上拥有着国家给予的隐性主权信用，这种信用即使银行在其经营中存在明显的“道德风险”，又使财政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和责任。适时探索中国式的存款保险制度，构建兼有保障和监督性的存款保险机构应是央行在下一阶段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
（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要点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应以全球政策协同为基础，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受到明显冲击的情况下，现阶段财政政策需主要防御全球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和扰动，概括地说就是要克服房地产风险、扩大内需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要点包括：
1．克服房地产风险，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力度。次贷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伤害明显，有可能彻底击垮已经进入调整期的房地产业。在我国房地产行业进入敏感时期的今天，如何保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而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构成。在当前情况下，建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效搭配，一方面对房贷政策不予放松，继续挤压房价泡沫，消除热钱的投机空间；另一方面应当加大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力度，加速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转型。与此同时，由财政政策为正常的住房需求提供贴息支持，以避免断供潮的发生，缓解当前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2．扩大内需，对冲外部风险。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需要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由目前的外部需求拉动转为内需主导，从而避免外部需求波动给我国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冲击。择机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取消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落实补贴政策，增加对中低收入者、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等，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与此同时，加速推进增值税转型，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对企业技改和研发投资给予适当的贴息和其他优惠，以提高企业投资热情。
3．促进产业结构平稳升级。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经营形势与生存危机。因此，产业的升级和调整优化需要给企业一定的缓冲期，需要配以具体的政策指引和扶持政策，同时各地政府也应加强对再就业的培训和指导，甚至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让民众感到政府愿意与企业和从业者共渡难关。在推行这些“治标”措施的同时，还应大力推行产业升级的“治本”之道。财政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科技支持力度，并推动形成有利于企业和整个社会创新发展的大环境，为企业和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创造条件。
（四）以长期利益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改革
财政有自己的独特特点和运行规律，在财政改革中，既要考虑财政政策所要保障的即期目标，又要兼顾财政对经济社会的长远促进和协调发展目标。在现阶段所推行的以长期利益为目标的财政政策改革主要包括：
1．为中小企业提供保障和融资便利。在本轮宏观调控中，我国实体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和无力更新设备而倒闭破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财政应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和方法来为经济波动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进而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弹性。近期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财政直接出资建设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或者财政支持市场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
2．推动个人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是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也是体现税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措施。目前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总体思想是从“国计”向“民生”转变，重视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主要措施有：在免征额的确定上，探索采用费用扣除额标准指数化的做法，也即让个税起征点与国家经济状况、通货膨胀水平、居民收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的浮动相挂钩；在收入的确定上，逐步从单一的以个人所得为对象的分类所得税制度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转变。
3．推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增值税是以商品流转增值额为计税依据课征的一种税。在我国增值税是最重要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改革对于政府和企业都意义重大。消费型增值税是将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 所含税金都予以扣除。从其实施效果来看，相对于生产型增值税更有利于维护企业间的公平，更有利于推进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现阶段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尽快自试点中总结经验，推动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扩大增值税征收或抵扣范围，保证创新企业可环环抵扣；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完善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等等。
4．推行燃油税改革。征收燃油税是根据1997年《公路法》的“公路养路费用采取征收燃油附加费的办法”规定而提出的，燃油税相较于目前征收的养路费具有节能、环保和促进公平等优势，因此，有必要推行道路交通的“费改税”。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包括：燃油税的征收环节应由生产环节还是由销售环节交纳；除了机动车用油外，铁路、航空、航运、工业、矿业、电力、渔业、建筑等部门也是用油大户，他们不使用公路，不需要交纳养路费，燃油税应如何收取；燃油税的产生是源于“费改税”，应该保持负担水平的基本稳定，应怎样确定不同主体间的合理税负水平等。
5．继续深化国有资产产权收入改革。国有资产收益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收益权的正当实施，它对于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应按照产权合理征收国有资产产权收入，并将其纳入预算管理。此外，也应探索对国有垄断企业的产权改革，属于法律或政府保障垄断权的，应就垄断权益缴纳相关的收入或费用，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或政府政策认可，应逐步打破垄断，形成竞争格局，以提高效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