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尽管当代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中杰出者不在少数，并且类似曼昆等人同样得诺奖的呼声也非常高，诺奖单独授予克鲁格曼当然别有深意。特别是克鲁格曼获奖的理由是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原创性贡献，但这方面，另两位杰出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有更早的贡献，后者已经获得诺奖，那我就奇怪了，为何诺奖不同时授予迪克西特？要知道克鲁格曼的开创性研究正是基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做出的。据此可以推断，克鲁格曼获得诺奖，至少有一部分和其经常发表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言论有关。
其实从学术角度看，克鲁格曼在经济和金融危机方面并没有原创性建树，他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主要是靠演讲和撰写专栏文章挣得的，而这些抛头露脸的机会正是得益于其对早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准确预言。但这个预言不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论，而是别人的理论。有一个华裔学者刘遵义，在美国也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他对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这些经济体虽然经济在持续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却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资本，这就意味着所谓亚洲的奇迹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技术创新的增长，因而也没有可持续性。后来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刘遵义以及其他后续研究引发了关于亚洲经济模式的全球性争论，而克鲁格曼敏锐地判断出，如果刘遵义等人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亚洲新兴经济体很可能会陷入一场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基于刘遵义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了一篇论述东亚奇迹的通俗文章，发表在1994年《外交杂志》上。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断言，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依靠资本而非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无法持续，而且必然会引发资本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其实克鲁格曼的判断直接来自正统的经济学原理：由于资本肯定会面临报酬递减规律，随着资本投入越多，其所能够带来的产出增长得越来越少，因此基于资本的增长也就必然逐步停滞。同时，由于资本的回报率逐步降低，同时对资本的需求增加，就会推动资产价格虚增，从而产生泡沫。但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这种靠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走多远。
克鲁格曼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仅仅能够解释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一部分，而大部分国际贸易产品都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这些产品的生产所产生的国际分工以及相应的国际贸易并不是来自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报酬递增。这个道理要说起来也很简单。微软研发软件，获得了很多用户，用户使用得越多，微软获得的利益就越多；微软在研发方面投入得越多，软件更新得也就越快，用户也就对微软产生了依赖。面对微软的庞大客户群，硬件制造商如果不配置微软的软件，就会失去巨大的市场。结果硬件制造商又不得不配置微软的软件，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微软软件的使用客户。结果我们看到，微软软件的使用者如滚雪球一般，越积累越多。这就是创新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反过来看，如果联想仅仅制造电脑硬件设备，那么客户可以购买联想到电脑，也可以购买其他品牌的电脑，不会对联想的电脑产生依赖。结果电脑硬件市场的竞争迫使联想不得不采取价格战策略，通过降价来吸引客户。这就是典型的报酬递减的例子。
客户可以依赖微软，但绝不会依赖联想。前者是技术创新推动增长的模式，是可持续的模式；而后者是依靠资本推动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模式。联想的模式其实就是早期东亚的经济模式，也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那么按照克鲁格曼的推断，这些模式是难以持续的。除非这些模式能够向技术创新模式转换。从这个角度看，克鲁格曼似乎又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因为凯恩斯主义并不强调创新的作用。这又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比如巴罗等人，强调技术创新在长期增长中的巨大作用。
但是，克鲁格曼的确注意到，早期的东亚模式迟早会出问题，因为东亚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只懂得政府干预，并不懂得如何通过创新来提升经济体的增长质量。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完全验证了克鲁格曼的推断，也使得他一夜成为全球瞩目的人物。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克鲁格曼开始把凯恩斯重新搬回到大众的视野。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克鲁格曼强调，解决亚洲金融危机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按照凯恩斯的思路来做。注意，克鲁格曼其实强调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不是凯恩斯本人的思路。凯恩斯本人在看待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投资者的心理作用，这和现在流行的行为金融学观点一致。而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出现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解决大危机，根本的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比如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增加老百姓收入等等。
可以说，当克鲁格曼在思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治理时，似乎把技术创新抛在脑后了。在他看来，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据此，克鲁格曼肯定反对布什政府目前推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