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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建立国际货币新体制、克服通货膨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企业效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都要求我们坚决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以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金融学的思想精华，理应成为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行为准则。
一、科学发展观是货币发行机制改革的核心。
以次贷危机为标志，二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接近土崩瓦解，美元霸主地位正在丧失，我国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继续维持。在本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各国决心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的新体系。我国曾经长期实现盯住美元的政策，买入美元，发行固定数量的人民币，这种发展模式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美元的信贷扩张已经结束，全球进入了“去杠杆化”的痛苦调整，其核心就是“去美元化”。我国很难继续依靠美元的信贷扩张来支持我们的规模扩张了，我们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这也是我国应对当前金融动荡的唯一选择。
依据《京都议定书》，各签约国到2012年必须完成第一阶段减排目标。表面看这是各国就世界气候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其实质是金融问题，是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核心部分。目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范围内，已建立了“碳货币”的雏形。2012年后，如果各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就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达成一致，届时各国只有购买“碳货币”才能在这个新框架下维持自身发展。如果我国依然持续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到时候将何以为继？站在这个高度，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如此的迫在眉睫。而且其核心是改变我国目前的货币发行制度。
二、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标的物和衍生品的关系。
曾为美国能源署提供解决美国国内二氧化硫排放的金融方案肯尼斯·阿罗教授（Kenneth Arrow）教授，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就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全球温室效应提出的一番精妙解答，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衍生交易和标的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只有当标的物有价值时，衍生品才有价值。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阿罗教授的互动价值论也恰恰表明了人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标的物，只有确定了人的价值，才可以确定其他物的价值。从这个方面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亦体现了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学的本质所在。
科学发展观帮助我们摆正了经济发展和节能环保的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就开始整治苏州河，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进展非常缓慢。2002年后，上海房价一路上涨，而苏州河的治理也大大加速。因为政府通过改造苏州河，创造出一项土地看涨期权，使上海市政府有权以低价获得苏州河沿岸高价土地的权力。苏州河水越清，沿岸土地就越值钱。根据金融学的原理，苏州河水并不是标的物，沿岸的土地才是标的物，苏州河水其实是土地的衍生物，如果标的物的价值没有提升，其衍生品的价值也不会有提升空间。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单纯的发展，而是在发展的同时统筹兼顾，以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事实说明，如果没有房价的上涨就不会带动苏州河的彻底治理，如果没有石油价格的飙升也不会诞生节能环保型的新能源汽车。
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决定论。
从金融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弗里德曼全面否定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米勒及其市场主义又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观点，金融学是在实践的大浪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并由此而不断发展的。当代金融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生产力现象，其原因是企业克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能力已到了极限，只能被动适应高价原材料，并进一步压缩企业毛利率。如果商业企业运行效率很高，信用良好，资金周转很快，央行根本不需要发行那么多的货币；如果制造业企业技术能力很强，能耗很低，附加值很高，也根本不必担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如果各级政府的效率很高，就没必要征收那么高的税收，从而可以给居民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制造业、商业和各级政府的微观效率问题，发行货币只是这些问题的被动反应。
传统经济学始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可以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加以调整和治理，因而以为只要能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就能引导经济的起飞和着陆，这连同其他货币供求、利率政策、资金的时间价值等观点，都已无法完整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问题。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从每个微观单位做起，就要让企业把技术进步、节能减排、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克服通胀，实现更先进生产力的关键制胜法宝。
四、科学发展观指明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原理。
当代金融学坚持“全过程全对冲，持有误差项”，认为一项资产的价格除了可对冲可交易的项之外，其决定因素是不可对冲的误差项，也就是企业的经营创新能力，而传统金融学关注的是企业的市盈率定价。如果有个企业通过规模扩张而获得翻番的利润，而另外有个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压缩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获得翻番的利润，那么由市盈率理论可以得出两公司拥有相同的股价，可实际上两公司股价相差巨大，后者比前者要高得多。如果你在管理一家对冲基金，就会果断做空前者、做多后者，即使它们每股收益相同，因为那些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会在资本市场上得到更高的定价。
我曾参加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一次讨论，大家分析美国标准普尔500家上市企业，发现凡是同业内污染小、排放量低的企业，股价都远高于那些污染大、排放量高的企业。这项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在当今有不少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纵容一部分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虽然一时并未受到相应的行政惩罚，但在资本市场上，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只有那些坚决践行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进而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获得更高的估值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印地安那大学商学院曾做出过一个“斜纺锤体”模型，模型研究结果发现，那些缩减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毛利的企业能获得更高的估值，而那些通过扩张规模提高收入总额的企业则得到了较低的估值。以上结果毫无争议地表明，体现金融学的本质的科学发展观理应成为各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