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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方政府在这十项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中的积极性差异，笔者提议，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救市责任。毕竟调整经济结构，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乃是关键。中央财政可将更多力量放在民生和结构调整上，而将投资项目更多地下放给地方和社会。
当前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和物价同时迅速回落，且尚未找到支撑。经济出现如此剧烈波动，为宏观政策的强力介入提供了明确的时间窗口。从提法上看，政策基调定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组合甚至比1998年宏观调控更显积极。在1998年到2004年期间，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2004年至2007年底，则实行“双稳健”的政策搭配。2007年底，政府在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首提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到一年时间里，宏调政策全面转向扩张。
从力度和效果评价上看，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这个方案，能够保证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新出台的10项措施对稳定明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到2010年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相当于去年13.7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近三成。在假定今年投资增速25％的基础上，这个投资力度可以保证未来两年内投资至少年额外增加10％以上。由于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5%，即使未来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保持在5%左右，投资的额外增长仍可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哪怕对照现有最悲观的预期，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会在8％以上，更有可能的增长率为8.5％左右。
不过，应该承认，这个估计是偏乐观的。因为上面假定这4万亿完全是新增加的投资，是原来的计划投资没有包括的部分。而事实上，这些匡算的投资额应该包括了一些在建项目，因而实际新增的投资增量应低于4万亿。另外，从今年四季度的投资安排来看，这4万亿想必由中央财政1万亿与地方和社会配套3万亿构成。中央财政可以部分依赖增发国债为中央项目融资，而地方政府尚无权发债，且面临减税压力，新增的投资安排可能会挤占掉一部分正常的投资支出。
直接地看，投资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要求明后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在35％以上，而今年的预期投资增速为25％。显然，仅仅依赖这4万亿是无法达到的，只有投资仍能按正常的速度自发增加，4万亿完全是新增投资，其拉动效应才能足够大。
笔者上述的分析表明两点：一是大幅增加投资的确重要；二是我们不能完全把目光定在投资大盘上。在当前的讨论中，第一点被过度强调，第二点的重要性却被低估了。
在十项刺激措施出台后，很自然，规模庞大的投资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地方政府新一轮竞争的目标。但如上分析表明，仅靠增加投资，保增长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实际上，增加投资只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并且其定位在于启动内需。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乃是关键。如果消费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在这轮调控中无法明显提升，投资就很难转化为民生福利。
除固定资产投资外，十项措施中的结构调整部分更需要强调和落实。首先是优化投资结构和缓解收入差距的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培育低收入阶层和农村的消费能力。按照凯恩斯理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消费不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我国，收入差距集中体现在城市内部差距和城乡差距上，重启安居工程将能释放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而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
其次，社会保障、公共物品提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十项措施中，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并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这些方面离投资更远，是地方政府兴趣不大，因而多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这些却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领域不改善，增加的投资就将成为空中楼阁，不仅经济收益不会理想，还有可能沦为政绩工程。
最后，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的措施。央行两月三次降息，并下调一次准备金率，最近更明确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并鼓励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这是货币政策更具意义的变革。此外，货币政策的不对称加息和信贷结构调整，有助于经济更有效率的增长。
以上三方面可能与惊心动魄的大型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相去甚远，但也是当前宏观调控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抓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阻止经济急速下坠的当务之急，但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却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义所在。
鉴于地方政府在这十项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中的积极性差异，笔者提议，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救市责任。中央财政可以考虑将更多的力量放在民生和结构调整方面，而将投资项目更多地下放给地方和社会。就增加投资的积极性而言，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高。由此引出的一个担忧是，当前的刺激方案有可能在地方上造成更多的挤出效应，尤其在公共投资领域。对于解决公共领域的支出不足问题，可以考虑由国家统一制定最低标准，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如此不仅摆正了公共性，而且也能够降低成本，减少地区之间的外溢性，提高效率。
最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可谓统揽全局、措施得当，在具体的执行落实中应避免出现偏颇，把投资作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抓手。要在现有制度下做到这点，中央财政应该对投资以外的支出承担更多责任。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