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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救市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刺激经济计划不是过往发展趋向的中断，而是改革的延续。经济结构调整、向集约化经济模式的转变，都需要本次经济刺激方案里的对应措施来加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需要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社保体制的改革与投资。
在中国政府11月9日推出4万亿的“救市”大礼包之前，欧美已接二连三推出巨额救市计划，但欧美国家救市资金主要用于救助受困金融机构。他们心急火燎，手忙脚乱，把世界搅得尘土飞扬，冰岛、匈牙利等国则备受“池鱼”之苦而无力自救。当此之机，中国政府此次行动，举手投足，尤显从容。在全球救市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十项”措施，颇有玩味之处。
其一，与欧美救难不同，中国仅是防患。本次财政刺激计划是在经济出现下滑信号时推出的，目的只是防范下滑趋势的形成，希望通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来对冲全球金融危机的负效应。欧美救市资金急于给金融机构纾困，无暇顾及失房、失业等不断恶化的基本面问题，而中国的刺激计划直奔实体经济的主题，两相对比就好似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一样，可以预期中国的市场刺激措施会有更好效果。
其二，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在大型基础设施和民生瓶颈领域左右开弓，彰显救经济空间之广阔。中国在1998年后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使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跃上新台阶，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投资空间仍然广阔。节日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就表明铁路系统急需改造升级扩充，而只要到地级城市以下，既破又乱且脏的城镇似乎有推倒重来的必要，广大农村更是急需“路水电”等基础投资建设。而在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瓶颈，更是在等米下锅。笔者以为，在这样的瓶颈领域投资，不但不会产生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而且必定会带动社会投资和消费，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或许，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是拜了“落后优势”之福。
其三，本次刺激计划不是过往发展趋向的中断，而是改革的继续，是经济社会的升级。危机时刻的救市一般总是急于疗伤，不得不中断以往的一些改革措施，甚至使经济社会发展停顿。然而中国的刺激计划既是改革的延续，又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升级的需要。比如本次全面推出增值税改革，既是近几年在东北地区该项改革的继续，又是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向消费转移的绝好机会；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向集约化经济模式的转变，都需要本次经济刺激方案里的对应措施来加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需要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社保体制的改革与投资。因此可以说，这次刺激经济的组合拳是给经济社会的升级提供了一次提前或加速的机会。
其四，彰显中央决策层对时势的清醒判断，避免了对华尔街金融危机教训的误读。世所公认，美国楼市泡沫是导致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启动内需，我们不能依靠重启目前仍处于泡沫中的商品房投资，而是应启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既消减房市泡沫，又得以拉动钢铁、水泥等上游产业，还能释放居民买房的需求。决策层现在更明白，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基础的增长，是以抑制消费支出、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次既刺激经济增长、又推动发展转型的“十项”措施，对在科学发展导引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寄予厚望。
其五，统筹兼顾，有所保留。综观刺激经济的“十项”措施，笔者想特别提出两条：一是没有出台社保体制改革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措施，只是提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这可能因为全面大幅度提高社保水平既有争议，又需考虑财政的长期承受能力，因为社会保障“易增不易减”，在发达国家也是长久争论不休的问题，况且社保体制的改革最终还经过全国人大的决策程序，不是国务院能快速推出的；二是虽然“十项措施”的第一条就提出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但率先启动的却是廉租房。其实决策层也明白，廉租房虽能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但要廉租房担负启动内需的任务却是勉为其难。那为什么不明确提出推动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的建设呢？笔者推测，其原因之一是担心这样的提法会严重冲击现有的商品房市场，从而使成交量更加萎缩，对启动内需不利，原因之二是要暂时照顾地方政府的利益，毕竟地方财政还是“土地财政”。言词之间，足见中央政府希望房产泡沫在较长时间里自然破灭而又不至于对经济有太大负面影响的一片苦心。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金融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