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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的财政刺激经济方案，其规模虽然在意料之外，但做法却在情理之中。去年以来，一直都是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和稳定经济。可是，毕竟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间接，并且有滞后性。虽然货币政策手段更有利于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准备金率，还是利率的调整，其作用都不明显。在经济可能加速下滑时，更加倚靠财政政策，是现实和明智的选择。
有需求就有增长，4万亿的政府开支，本身就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当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不同运用，绩效是不一样的。为了达到更佳，需要把钱用在适当的地方，并且有配套的手段，以取得叠加的效果。
4万亿的投向已基本明确，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物品。实事求是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财政并没有很好履行本职，即提供公共物品，而是把过多的支出用于经济建设和提供私人物品，也存在行政管理费过大等浪费现象。因此，财政在提供公共物品上，是有很多欠账的。比如人们普遍认为财政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环境保护上都做得不够。现在，趁着刺激经济的时机，财政正好可以弥补这些欠账，而且因为CPI平稳回落的态势，不必担心由于财政支出增加导致总需求过大和通货膨胀。
地方政府也许不知道什么项目能赚钱，但是对于自己在公共物品领域的欠账有多少应是清楚的，轻重缓急也能排出队来。当然，得审计这些财政资金，保证不被挪用和贪污，是当然的要求，没有这一点，一切都谈不上。
4万亿主要起引导的作用，而宏观经济能否摆脱下降趋势，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还要看这4万亿能否带动起民间的需求，即家庭消费和企业的投资，这也是检验刺激计划能否成功的标准。政府所增加的这笔巨大投入，主要来自发行国债，所有的国债都要靠未来增加的税收偿还，所以，不可能持续依赖政府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消费者和企业增加消费和投资的条件，一是收入增加，二是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也就是信心。4万亿的政府支出，不管投资到什么地区和行业，总会有相当大的部分转化为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因此，会有增加收入的效果；同时，财政刺激方案向外界表明了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当然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信心。
不过，4万亿投资所能将增加的居民收入，也仍然是有限的，还需要配套的措施和改革。
第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加速推进。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于未来的谨慎心理。因为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一旦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就将面临失业和疾病的困扰，没有储蓄，将很难度日。眼下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冲击，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心，特别是失业的困扰，消费不得不变得更加小心，低收入群体的反应尤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喊了多年，进展却相对迟缓，在此非常时期，应该加快推进。比如医疗制度改革，问题已经非常清楚，没有理由再拖。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
第二，是股市的相对繁荣。应该承认，时至今日，对于居民投资创业，还存在诸多的制度性障碍，股市因而是初步富裕起来的人们的主要投资渠道。中产阶层的财富大都沉淀在股市里，随着股市的连续大幅下跌，现在大部分化为乌有，社会失去了最重要的需求增加的基础。国人对股市缺乏信心，除了制度缺陷，外围市场低迷外，多个对股市有决定影响的部门的政策取向不一致，甚至互相掣肘，以及政策不连续也是重要的原因。“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如果市场已经极度缺乏信心，还仅仅把股市的目标，定在维护稳定的高度时，也许连稳定都做不到。只有把股市相对繁荣作为调控的目标，市场才会有真正的起色。虽然说宏观经济是股市的决定因素，但是，股市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可以走出不同的行情，何况中国经济状况远远好于美国，股市的表现没有理由比美国股市差。
第三，是大幅度减税。在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企业呼吁多年的增值税转型终于要实施了。其实，当初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确有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负有保证财政收入的重任，而增值税本来就该是消费型的，否则就是重复征税。在经济衰微之际，通常的做法是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并行。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都是过重的。为了拉动内需，仅仅增值税的转型是不够的，转型仅仅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但是却未必会降低商品的价格，减轻消费者的负担，要知道，增值税虽然由企业上缴，但是其唯一的承受者却是最终的消费者。此外，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继续提高的必要，税上加税性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各种其他税收附加，也有取消的必要，更不必说各种名目的收费和乱收费。财政收入连续数年的超高速增长，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也该刹车了。
上次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保证宏观经济增长，结束持续6年的经济和通货紧缩，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4万亿的刺激计划，也肯定是有效的，只要小心使用，辅以配套措施和改革，中国来年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