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要恢复资本融通功能，首要的是重拾股票流通市场的投资价值。在目前，这至少包括稳定整体的供求关系，对那些关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农业、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上市公司的低价股票进行政府投资。这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产业重组目标，并有助于实现“反经济周期”的公共政策意图。

　　“当事实改变时，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怎么做呢，先生？”据说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话。眼下，到处看到听到的是“悲观”。这悲观，很大部分来源于过去短时间内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急速下滑，以及未来的模糊。不用计量也知道，无论是海外还是中国本土的“下滑”，都始于对以往过头膨胀的调整，只不过下滑的速度过快了。当调整过头时，就属于不正常的恐慌。对这种恐慌，无疑需要政府出面调动力量去应对。

　　也许在经济上升和资本市场膨胀过程中，甚至过热时，政府很难不乐观，更难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抑制泡沫。在膨胀和过热的绝大部分过程里，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私人实体，都有现实益处，哪怕很快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因而任何不利于这种利益膨胀的公共举动都可能会受到反对和抵制。但当经济与资本市场快速下跌已到了处处听闻 “悲观”之声甚至不正常的恐慌时，最不应该“悲观”的是政府。政府采取任何有利于抑制经济和资本市场下跌的政策，都会受到欢迎，也最容易达成较为一致的公共抉择。虽然宏观经济学上多讲“反周期公共政策选择”，但对政府而言，上升与下降周期时的决心和效率是很不一样的。

　　年初以来，没容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停下来好好想想，形势就急转直下。无论是起始于发达国家的全球性货币信贷危机，还是中国资产市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都发生转折并演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最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都没有能跟得上。

　　虽说以往中国增长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和资产泡沫的模式难以为继，应当改变，但当泡沫被完全挤走，甚至原来被泡沫压住的“啤酒”也被大量蒸发时，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基础和动力也就受到极大削弱。对此，若处理不慎，可能丧失结构调整和模式转变的时机。

　　没有谁会反对，中国应当扩大本土需求，建立起主要依赖内需的增长路径。但这并不表明过去中国的增长就没有内需支撑。相反，即使扣除价格因素，过去多年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年均增长也都在百分之十几，速度并不慢，尽管以消费为主的内需空间还很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下跌过快过大，尤其是资本市场长期低迷，居民消费需求及扩而广之的整个内需就不可能得到切实扩大。

　　如果说，作为资产市场的中国房地产还有一定合理调整空间，而股票市场已经没有下调的这一“合理空间”了。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在10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将过去三年正常和不正常的膨胀全都“跌没了”。不仅不能作为资本融通和财富管理的工具，反而成为助长金融与经济动荡甚至恐慌的力量和机制。如果不能正视并迅速扭转这种情形，不管政府如何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和紧迫性，也不管对“中小企业”如何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由于“中小企业”不能借助资本市场融到股权资本，这些企业就没有条件吸纳银行贷款，也就没有能力“转产”，适合内需的新产能和新企业也就难以建立。更不用说，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技术创新以及新型产业技术集群也不可能出现。如此，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又从何谈起呢？

　　事实变了，想法就得变。因此，无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出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模式的考虑，以及防止经济衰退，都到了应该对股票市场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诚如一位分别获得哲学和医学博士的神经病学专家对经济增长的诊断：以股票市场为主体的现代资本市场，同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交通与通信技术一起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但这里的股票市场，既不是一味投机肆虐、过度泡沫的市场，更不是一个人们避而远之的枯干低迷之所。尽管“经济基本面”决定着股市走向，但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公共政策使股市恢复资本融通功能，重新活络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信任与交易，就能够广泛提振公众“信心”，在稳定“经济基本面”上就能真正尽到“反周期”之责。

　　而要恢复资本融通功能，首要的是重拾股票流通市场的投资价值。以笔者之见，在目前，这至少包括稳定整体的供求关系，对那些关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源、重要原材料、农业、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上市公司的低价股票进行政府投资。这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产业重组目标，并有助于实现“反经济周期”的公共政策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