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
当世界性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完成了宏观调控的漂亮转身，全球经济界为之瞩目。这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但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事项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例如如何认真总结三十年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将这次创纪录的巨额财政投资与经济体制改革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与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紧密结合，进一步促进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施行的国有国营的企业管理体制是缺乏效率的，对于宏观的资源合理配置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之一就是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也就是说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而不是过去按照官僚化的原则进行生产经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得我们的企业不再像“衙门”，而是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按照社会需求趋势创造财富，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的增长，这是我们三十年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处于一个相对过热的状态，企业投资迅速增长，这就使得我国的一些国有大企业有了迅速扩张的条件，他们通过兼并重组，凭借其垄断地位和资金优势迅速成为大集团企业，再一次重复了投资饥渴的毛病，在做大做强的口号下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地扩张，不仅在国内扩张，而且在海外大手笔投资，均遭受到了市场的重创。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这些大国企不计效益、没有前瞻性的扩张和投资的体制根源是什么。
从前一段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像中铝、中钢这样的巨型企业集团，在海外大手笔投资遭受了重创。仅仅从表面上看，非常明显这种投资违背了投资学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大规模的扩张和投资是要与经济周期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经济萧条期过后，听到知更鸟的叫声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经济最热的时候投资应该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大忌，这在任何教科书上都写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此浅显的道理，如此常识性的错误，为什么我们的大型国企一犯再犯呢？这不能从个别企业领导人身上找原因，而应该从经营管理体制上找原因。
从2001年开始的新的经济上升周期，给人们一个错觉，那就是只要企业大了，有垄断地位和资金实力，做什么都赚钱，似乎企业盈利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将生产经营看得简单化，决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又开始向官僚化回归，不再重视市场。可以肯定地讲，我们中央直属的大国企其经营管理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企业集团总部基本上还是部委的架构，大家论级别，用一位研究企业管理专家的话来讲，那就是部委翻牌称为集团，人们还在机关工作，唯一的变化就是大家拿着巨额的报酬继续做以前机关的工作。决策体制还是长官拍脑袋，级别越高的官员说的话含金量越高。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机关内部，还是讲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现在基本没有不同意见，大国企是一把手说了算，这样的决策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一旦遇到市场的巨变是无法适应的，一定会吃大亏。
最近翻开报纸，经常看到，某某大国企诞生， 什么部级局级企业集团在组建，令我们这些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参与者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们过去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好，为什么要改革呢？企业级别高、规模大难道就能够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吗？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改革的方向非常明显，那就是尽量不再设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国家投资主要是公共部门和非竞争性领域。在原有的竞争性生产领域，让企业在所有制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当前，不断兴办一些级别高的巨型大国企，和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不断的投资兴办新企业，国有官办，官僚化经营，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我觉得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我认为不断诞生官办企业的倾向值得研究。
国家最近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担心的是这些财政政策的实施能否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投资的时候，能否尽量少成立一些新的国营企业，不再复制旧体制，而是促使现有的国企进一步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减少官僚化，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要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予以支持。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