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 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尽管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还是纸上谈兵，但这次20国峰会的两大象征意义却非常明显。

　　首先，危机之下，世界并没有像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样被经济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所分裂，而是更加团结。这不仅是由于各国首脑们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主观精神，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客观要求使然。全球股市在西方金融危机影响下普遍大跌，新兴工业国家由于经济赖以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即境外市场急剧萎缩，遭受的经济损失可能要比美国和西欧还大。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俄罗斯总理普京曾和伊朗总统内贾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同声指责美国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俄罗斯评论家兴奋地断言“美帝国”的终结，认为西方内部的金融危机必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但仅仅三个月之后，梅德韦杰夫就作为俄国元首前往华盛顿，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给“西方世界的没落”唱挽歌——就在这三个月里，俄罗斯股市的下跌幅度甚至是西方国家平均下跌幅度的两倍；而经济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跌，也让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产油国获得超级利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这场堪称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经济危机，也终于突破了屡次经济危机的旧模式，走上了一条全球治理的新路。

　　第二点意义在于，危机促进了一个真正变革时代的到来。中国古语云：天道五年一小变，三十年为一大变，所以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后，自然该有个变化。美国创设的战后世界秩序和体制在遭受此次危机之前，其实已历经两次大变。第一次是在战后的第一个三十年里，不仅完成了重新振兴西方的伟业，而且将德日两个战败国成功纳入，彻底解决了困扰历次战后重建的战败国复仇问题。其后从尼克松至小布什上台前，又是一大变。美国从战略大三角的考量出发，主动放弃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仇视，接纳了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该体制，为西方体制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进入新世纪，应该是这一体制面临再一次大变的关键时刻，但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偶然性（小布什被称为是算出来的总统而非选出来的总统），以及后来“9·11”恐怖袭击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使这一次大变被人为延长，美国保守主义也得以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不可思议地“回光返照”。但历史终归不会因为个人因素和偶发事件而改变其客观进程，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总统大选中普遍表现出来的民心思变就是明证。

　　这次峰会的主旨是重新考虑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和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结构，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美国放弃充当世界金融体系唯一调解者的特权。在此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欧盟在70年代国际浮动汇率制建立后，就一直力图在金融领域与美国保持均势，但终未获成功。俄罗斯也曾想通过建立国际性的能源卡特尔，创建一种虚拟的能源货币体系来约束美国的金融霸权，但暴涨暴跌的油价证明了这一设想的基础显然更加虚弱。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加上美国深陷伊拉克，以及在俄格战争中无法保卫自己的盟友格鲁吉亚，表明未来的国际体系肯定不再会是单极的了。但是否就会从此走向“多极化”，或者哪怕是金融体系的“多极化”，现在仍然很难说。由于“极”这一国际政治中带有强烈对抗色彩的概念，多极时代并不能保证会比单极和两极时代更加稳定。而且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大，美国单极迅速的垮塌而带来的更不确定的多极混乱的可能性也未尝可知。最有利的方向和出路是，一种建立在共同遵循的体制和规则上的大国全球共管，它在形式和精神实质上将类似于19世纪的欧洲五强国共同治理下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用基辛格的话说，即便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仍然能对影响整体安定的事务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但其规模和内容将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欧洲五强，也不再只关注于领土了解，它将是世界上所有强大、具有责任感、能够承担全球管理的国家组成的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经济、政治衍生体。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国际秩序必须由两方面共同决定，即大国间合理安排的均势和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前者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后者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从这次峰会来看，至少在达成共同理念上，大国取得了明显的共识：不管在政治上秉承何种理念，所有与会的国家都承认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是解决经济危机和未来全球化的基石。这将成为未来大国共管的新理念。此前一直统治国际社会半个多世纪的所谓东西（意识形态）、南北（经济分工）这样对国际关系的人为分割，在此次峰会后可能已经终结。而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和最终强化了的大国间力量对比变化，将成为未来构筑大国全球均势的基础。

　　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战后世界秩序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歇，但主导整个国际社会运行的主体仍然是罗斯福设计的由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制为轴心的新秩序，其核心的生命力就在这一秩序中所体现的开放性，都为被融入国提供了顺利进入的可行性和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益处。显然，这种秩序更易加入而不是去推翻。此次金融危机后必将促进中俄等新兴国家融入这一体制的机会，这毫无疑问会给这一体制带来巨大改变，但正是这种改变将成为这一体制获得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成为一次从量到质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