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不同的家庭消费模式下，所采取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应该有所差别，只有对症下药，才可以产生效果。美国很多家庭及时行乐型的信用消费模式，实际上是导致本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过这一点一直被忽略了，而在这样的消费模式下，扩大信用，会加剧经济波动，实在不可行。对中国家庭来说，目前还不习惯于信用消费模式，但未来会怎样，就很难说了。

　　大危机总是伴随着消费的急剧下降，这与老百姓手中可供消费的现金下降有关，也与老百姓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有关。依赖信用消费的人，在面临信用紧缩、住房贬值、股票价格下跌导致的负面财富效应等一系列事件时，会发现可供消费的资金越来越少，于是不得不勒紧裤带过点紧日子。而即使是对那些一直排斥信用消费的节俭家庭来说，也会意识到大危机必然会导致经济衰退，就业困难，更别指望公司给自己涨工资和奖金了，能保住工作就不错了，哪怕是削减工资也得接受。这些家庭也不得不从现在开始更为节俭，以求节余更多资金来度过未来可能发生的难关。

　　这样说来，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也罢，都可能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而这又进一步会加剧危机，从而可能引发危机朝纵深发展。所以，在危机爆发时，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是能够缓解、甚至拯救危机的。当然，这是一种寻常的逻辑。问题是，我这样说一定正确吗？其实不然，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中间还有一些疑点需要澄清。

　　在家庭的消费决策上，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是：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一般人很自然就脱口而出：当然是收入嘛！这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收入对消费有决定性影响，这是对的。但是，收入有很多种，弗里德曼把收入按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持久收入，一类是暂时性收入。这种划分方法现在已被很多经济学家所接受。这种划分的意义何在呢？在于不同类型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不同。

　　一般来说，持久收入，是一个家庭一直都可能有的收入，或者说是考虑了未来的收入，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平均收入，对这样一种收入，家庭就会好好规划，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会做出一个合理的比例。但对于暂时性收入，家庭就可能把其仅仅用于挥霍。比如偶然中了一笔奖，一般人们就会急着花这笔钱，意外之财嘛。因此，对每个家庭而言，不同来源的收入，其实相应的消费决策是不一样的。由于暂时性收入是偶然的，家庭不可能把消费决策依赖于此，因此，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家庭的消费真正所依赖的是持久收入。但一个人一生中的收入是起伏不定的，遇到好年景，收入会多些；遇到差年景，收入就会少些，家庭就会主动采取某种措施，来均匀这些收入，比如在好年景中，多存些钱，以备不时之需；而由于有了这些储蓄，就可以使家庭中差年景中不至于消费下降太多。这样，通过储蓄，家庭能够实现一生的平滑消费。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对家庭是最有利的。

　　很显然，经济学家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给家庭带来的好处最少。不过这样一种说法偏偏和美国的很多家庭背道而驰，多少有点让人觉得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实在有限，连弗里德曼这种超级智慧的学者也无法影响美国家庭的消费模式。众多美国家庭不仅很少储蓄，而且还通过信用卡、住房再按揭等方式借钱消费，好年景时钱较多，信用也较宽松，也就多消费；差年景时，钱较少，信用也紧，只好少消费，结果消费随经济波动而波动，这些家庭根本就没有试图去平滑消费，更多的是贪图眼前的享乐。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家庭的实际消费模式和经济学家理论上设想的模式非常不一致了。对这种及时享乐型家庭而言，任何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的钱都可以算作可支配收入，结果消费就会严重依赖信用的波动，后者又和经济的波动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刺激消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很难。在不同的家庭消费模式下，所采取的刺激消费的政策应该有所差别，只有对症下药，才可以产生效果。对于美国很多家庭的及时行乐型的消费模式而言，如果要刺激消费，只有扩大信用，而这样一来，就会加剧经济波动，实在不可行。所以，对这类家庭，恐怕要首先通过某种措施来约束其消费，改变其消费习惯，然后才谈得上刺激消费。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建议推行某些强制储蓄品种，来迫使美国家庭增加储蓄，平滑消费。当然，在这些美国家庭形成及时行乐型消费模式的过程中，美国的银行、一些学者以及媒体都要承担一定责任，因为这些部门的鼓动，才导致了这类波动极大的消费模式的形成。本次危机是否会让这些部门警醒呢？

　　美国家庭的消费模式实际上是导致本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只不过这一点一直被忽略了。人们仅仅关注到次级债的影响，并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了房地产以及衍生品市场，而忽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的桥梁。对消费模式的忽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并且会弱化现有的救市效果。

　　当然，对中国家庭来说，目前还不习惯于信用消费模式，但未来很难说。关于这一点，下篇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