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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风暴的精彩段落似乎已陆续谢幕，金融巨头倒闭、资本国有化浪潮，一系列超乎预期的事件已经使人们的神经逐渐麻木。
当然，关于次贷危机究竟是否见底，人们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悲观主义者的眼中，危机正在向美国信用卡市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蔓延，更多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而在乐观主义者的眼里，本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远没有上世纪那样强烈，美国经济的良好弹性将使其很快走出阴影。
应该说，次贷危机虽然名为“次贷”，但现在已经与次贷没什么关系了，早就成为一场全面的信用危机，通俗地讲，即为金融市场上信心的丧失。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上信用的本质，在于人们对于交易对手的人品和能力存在信心，而在次贷问题引发信心萎缩的“多米诺骨牌”之后，所有的人都愈发担心交易对手有隐藏的风险，因此市场交易急剧减少，流动性链条不断绷紧。这有点像当年我国遭遇“非典”时的情形，当所有人都担心别人可能感染了非典病毒时，就会减少自己的公共活动，于是我们就看到空旷的街道和公共场合，这正如萧条的金融市场一样。
这场危机会发生在当今世界上经济金融最发达的美国，透过那些众说纷纭的解释，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还是因为美国人超乎寻常的“乐观主义”精神。
事实上，所有金融创新的实质，某种程度都可以归为对某种未来资产现金流的整合，换句话说，就是把某些未来“或许”会存在的金融收益，转换为当前的消费或者实在的“金融收入”，而这个“或许”预期概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前人们的消费和收入能力。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个“或许”的概率当然要大一些，但是一旦过分乐观，则会造成“寅吃卯粮”的状况，不断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可能突然就会有人担心未来如果变坏，现在的“好日子”就会结束了，因此开始“收敛”一些，这种担忧逐渐蔓延下去，最终泡沫破灭、一切就会打回原形。
追根溯源，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根深蒂固。在欧洲清教徒刚踏上北美洲大陆时，面对热带丛林的毒蛇猛兽、以及土著居民的敌意，如果没有乐观精神，恐怕是难以支撑下来的。
正是在乐观主义的推动下，美国逐渐走向超级大国的地位。在未来美好的金融憧憬下，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保证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通过寅吃卯粮来过上“富足”的日子。
然而，美国人却忘记了，当前支撑美国式“乐观主义”的基本要素已经变了。美元地位虽然短期内仍难以动摇，但是美国人利用滥发美元肆意获取全球资源的好日子却难以为继了。靠借钱过日子虽然还能暂时保持“欠债有理”，但长远来看毕竟不够体面，而且逐渐在各方面受制于人。在美国贸易与财政双赤字的背景下，加上美国国内储蓄率接近于零，从技术意义上说美国政府已经濒临破产，不得不靠各种国外资金来弥补国内的需求。次贷危机的爆发终于使美国人认识到，风水轮流转，过度负债终究会把美国经济拖入泥潭。最后，随着能源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及其价格波动逐渐超出各国可控范畴，美国人也不再能够任意浪费全球能源资源了。
美国式“乐观”到达了极限，以至于“过犹不及”，这也是危机过后美国最应当反思的地方。
反过来看，与美国人的乐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的悲观主义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未雨绸缪”、“节约是美德”，其背后必然是对未来的某种悲观主义判断，即把未来产生“或许”收益的概率估计得很小，因此当下就要更“节衣缩食”“以收定支”。这大概也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金融创新落后的根源所在。
当然，这种悲观主义并非民族特性，笔者认为，这是特定环境所造成的。从远处来看，几千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变迁，使国人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断遭受挫折。从近处讲，社会分配的不公、金融制度落后的制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少，都会导致经济金融上的悲观主义色彩。
近期，中央刺激内需的政策已经全面铺开，积极财政政策再次担当主角。然而，在国家发改委门前突然“门庭若市”，并且各界都由此增加了对未来经济走势信心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仔细思考，如何才能真正给国人带来乐观主义的长期制度基础。例如，若是政府仅为了保障短期投资的资金需要，而事实上减少对消费的支持，包括增加居民收入等直接支持，以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间接支持，那么必然会阻碍居民消费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的现代化改革，而这样的政府“大手笔”并不能真正使普通人乐观起来。
任何事物的最佳发展状况都是“均衡”，过度的美国式“乐观”是一把“双刃剑”，而中国式的“悲观”在促成稳定的高储蓄率同时，还造成金融发展落后、居民福利提升有限。为了让中国人增加一点乐观主义，体会一些“寅吃卯粮”的快乐，需要政府切实创造各种“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