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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战嘉琦
徐林的工作室很大，很随意。你可以推开任何一层的任何一间房间，也可以集中于一间观赏他所有的画作。如同当年在圆明园画家村，当其他人还挤在一个小房间作画时，他已经在他们的边上租了一整幢楼，作为画室。生活也许不求奢华，但高度却决定了视角。
面对反复无序的数字
1989年，徐林偶然抓取了几个数字，完成了第一幅以艳红为主色调的作品，凌乱无序的数字，在一滩艳丽的红色中无力的挣扎。这在当时的传统审美认同中，刻意呈现了一种无形的张扬，在试图穿过一种束缚，却又不甘混杂于前卫先锋。之后的十几年间，数字系列一直在绵延不断的创作中，看似反复甚至机械的在对数字序列的绘画中，却在慢慢建立，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这需要一个漫长且能耐的日子。创作不再需要激情，没有想象与构思，仅仅只是保持着一种工作的状态，根据每个阶段不同的学术课题，在数字的绘画中，完成一系列的修炼与提炼。
徐林所认为的“数字” 更多是由“不确定的形”和“线条”所构成的。在日常生活被书写的过程中，完成的只是一组连贯重复的动作。而在创作中，数字在层层叠加的颜色堆积中，创造出了新的书写惯性，这种惯性在十几年的过程中，反复被探索和梳理，于是数字变得可读，却无法解。但，他却真实存在于画布上，他们可以被无限的繁殖，只因他们只是一个个的符号。这或许是一个有序的、不断变换的瞬间，而这瞬间和瞬间的无数个相连，竟也构成永恒。
所有人，包括动物都在使用数字所营造的这个永恒世界，剥离开这些数字，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只是这些脱离了数字符号后，层层堆积，重叠的颜料。而数字本身因沾满了颜料的痕迹，而再也无法独立称之为“数字”。这终究是个庞然的视觉组织体系，却更多赋予了社会学的意义。
当代艺术：提问与批判
在徐林看来“当代艺术必须是一种向社会提问的艺术，且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而当代的艺术家已远远不仅仅只是个画家，更多的要关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艺术家的创作需要广泛的深入社会，体验民主，甚至参与决策。在这样一个社会学的范畴内，观点变得多样，批评成为稀有。我们看到事物的发生，却无法知晓他的本质，这就艺术而言是可悲的，创作不能脱离社会，如同法庭不能缺失真理。
“艾未未曾经说过，中国真正懂得当代艺术的人不超过十个，十个中杰出的人可能不超过二，三个。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具有特殊性，在一个民主还需时宜的前提下，艺术大多缺失一种批判性，归根而言是艺术家的创作缺少针对。于是”后当代艺术“来了。”后当代艺术“是讨论的艺术，建构的艺术。合理的人权架构，有意义的价值观，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未来的政治，经济模式……。作品的展示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方案讨论和方案修正的演示过程。”
“交易”的牺牲品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徐林是个成功的商人，甚至企业家。他总是游刃有余的周旋于他感兴趣的事物中，事实上他大部分的时间仍都待在画室里作画，他形容这是一种像上班族一样的规律。除了有人来看画时，妻子会过来帮他打理，几乎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独自在画室。
画室里留存着他非常多的作品，他说自己会保留每个时期自己的一二幅作品，也会毁掉他看来不需要存在的画。但几乎每个时期的画作，都还是提前会被海外藏家所订购。
“我会控制自己卖画的速度和频率，我希望这一切都平稳有序，我不会卖给一个藏家超过2幅以上的作品，我希望有效的掌控自己作品的流向。任何当代艺术可能出现的炒作或者拍卖，终究只是一种昙花绽放后留下的香气，艺术家永远不能成为这些“交易”中的牺牲品。被论为殉道者，惨烈却不悲壮。
徐林
1973年生于江苏。主要作品《序列覆盖序列》1989；《毛系列》1992；《都市系列》2000；《讨论系列》2008等。近年展览包括2003《绝对控制，中国前卫艺术文献展》纽约；2004《盘活，另类的中国当代艺术》巴黎；2005《我不是中医，中国当代艺术12人展》柏林； 2006《国际青年艺术家邀请展》伦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