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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借壳上市的过会和上海电气换股吸收合并的网上路演也许并不涉及融资，但是，为什么让市场有了IPO投石问路之感？
也难怪，又是“中国股市规模应尽快做大”的呼吁，又是增发、定向增发的接二连三，再加上还有30多只已过会但未发行的新股不时透露出的焦躁，融资再融资的破茧意愿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不过，不能不发问的是，自动也好，被动也好，两个月的隔离对于沉疴日久的IPO来说根本就谈不上不药而愈，莫非又要匆忙上阵？
尽管从9月16日以后就再也没有公司过会，从9月25日之后，也就已经没有公司上市，但IPO“断流”，却无助于挽回市场的信心，止不住两市指数屡创新低。这足以说明，一个渐渐失去回报功能，同时也渐渐失去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并不是消极的维稳，而是积极的救市和果断的改革。
这一年多来，沪深股市跌得比发生了次贷危机的美国华尔街还深，不可能没有自身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股改只是从制度上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新老划断也没有涉及有关市场定位、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基础性制度及相应市场机制的深刻改革，大小非问题浮出水面不仅是股改后置风险的总爆发，同时也是“重融资轻回报、重上市轻治理、重一级市场轻二级市场”一系列新老矛盾的集中体现。
行政调控下的沪深股市IPO从来也没有违背过“顺水推舟，逆水翻船”的规律。市场松一松，IPO就攻一攻，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中国平安1600亿元再融资计划的狮子大开口更说明问题的了。而另一方面，IPO“过犹不及”总是不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如果没有工行IPO创世界纪录后的头脑发热，怎么会有中石油的乐极生悲？如果没有中国南车的轻举妄动，怎么会有36只新股的过了会而上不了市？在某种意义上，此次IPO的暂停跟股改前的那次暂停不同，并不在于暂停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一个被动一个主动。这或者表明，当“市场紧一紧，IPO就被迫停一停”的现象出现时，IPO的主动权由行政调控转移到市场手里的时间也就不那么远了。
无可否认，“中国股市规模应尽快做大”，不仅是股票市场规模与国民经济总规模相匹配的需要，对于当前维护救经济保稳定大局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处境艰难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股市融资功能的恢复，要比4万亿投资的实际作用更大，也更为现实。而吸引离场资金“浪子回头”，或激活“趴在银行账”上的打新资金，其意义也不仅在于救券商、救中介、救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无给市场带来某些交易性机会的可能性。但是，离开了救市，刻意回避大小非问题，甚至也不触动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就放任IPO（包括再融资）匆忙上阵，这与其说是突围，不如说是冒险。
首先，IPO（包括再融资）匆忙上阵，对市场承受力无疑是非常严重的考验。尽管4万亿投资在开拓经济增长通道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股市回稳的希望，但是，短暂的兴奋并不等于市场信心的恢复，其所带来的几百点交易性机会不仅远不足以弥补前期十倍暴跌的折损，而且也是非常弱不禁风的。如果没有平准基金和其他长期资金的入市支持，一旦IPO攻一攻，市场就被迫退一退，后果将不是稳市，而是震市、扰市。
其次，IPO（包括再融资）匆忙上阵，在暂时满足企业融资欲望的同时，势将更进一步扩大市场原已存在的利益不公的裂痕，进而也为进一步新股发行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公司治理的改善带来新的困难。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大小非难题未解，大小限新难题又接踵而至。到头来，非但起不到扩大直接融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积极作用，反而拖了整体经济持续增长的后腿。
其实，对于沪深股市来说，不仅大小非就是大小限，大小限也就是大小非，而且IPO也是为大小非而存在，因大小非而寸步难行。新股发行制度改革跟大小非问题的解决二而一，一而二，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根本解决市场定位、资源分配、利益分配上制度性的不公平的问题，才能从源头上根本解决大小非难题。
我曾在本栏说过，救市，就是纠错，而所谓纠错，说到底也就是改革。在救市的过程中，因势利导适时推出包括新股发行制度在内的改革，不仅是巩固和稳定救市成果的需要，也是扩大救市战果和实现中国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才是真正的救市。当然，这只是表示改革是救市的高级阶段，而不是说可以不救市就直接推出改革，同“只能治市不能救市”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前的沪深股市，如果离开了大小非问题的解决以及包括新股发行制度在内市场根本制度的改革，不要说消极的维稳政策维不了稳，就是所谓“制度治市”也会因为被抽去了实质性内容而成了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