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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的。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全球经济周期因为实体经济跟着金融危机“跳水”而可能步入寒冷冬天的关键时刻，中国连续祭出财政与货币政策大旗，彰显决策层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心。而放在全球范围观察，中国的行动表明：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竭力避免世界经济走向全面衰退。
但是，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降息尽管可以释放流动性、降低企业成本、提振市场信心，但始终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推手之一，过分夸大降息的作用难免短视。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观察，中国无法隔离于全球性衰退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实难避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部分产业经历较为困难的调整期，也是此轮全球经济周期的必然反映。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减税、退税、降息、扩大内需等几个药方就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问题的。
30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的偏好，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尽管在2007年取得的11.4%的经济增长率中，消费以4.4%的贡献率首次压过投资的4.3%。但数据显示，经济的投资倚重一直过高，日本即便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没有超过35%。相形之下，中国多年来的投资比重高达45%，而欧美国家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一般为3:1。在经济内部失衡的同时，外部失衡也未能幸免。对出口的过分偏好尽管换来了巨额的外贸顺差，但由此引致的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出口产品的贱卖以及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破坏等负效应，其实一点也不比显性的收益小。所以，在繁荣景象背后，在外商对中国投资趋之若鹜的喜人形势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以此来看，今天，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便在今天，中国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依然只有40%，只是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城市，科技贡献率超过了50%，广大西部地区还不到30%。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应达到60%。而在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另一方面，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速不快或不足，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一些标志性、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装备工业，如汽车、飞机、船舶制造工业、精细化工，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
其实，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政府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去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压低要素价格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扭曲。经济结构的优化，内生的技术进步，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只停留在纸面上。
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须尽快破除制约改革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以约束政府和“经济人”的行为：政府不能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不能任意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要尽力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保护产权和合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争。如果能够通过完善法治，强化责任政府，营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则今天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将会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短板”，以高水平自主创新打破上游企业的技术锁定。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切实提高投资效率。
镜鉴往昔教训，对症下药，重塑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政府亟须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维，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