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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开始返乡了！尽管有关部门努力低调处理，声称并未成“潮”，但悄无声息的返乡人流还是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农民工在返乡，且人数渐增。就在本月初，有关部门已经派出调研组，分赴四川、湖南、江浙和广东等地调查摸底。其目的无外乎掌握各地农民工返乡的具体情况，以及对下一步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流动永远是正常现象，是市场调节职能的自然反映，也是经济发展周期必要的“自我调节”机制。当初农民工进城，不也是中国经济周期的必然趋势吗？高速行驶的经济快车所依赖的经济模式客观上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有人说，“出口推动型”只是中国经济的表象，其实质是“资金推动”和“劳动力推动”的粗放经济。尽管我们一直希望改变这种发展模式，但当经济列车高速行驶时，市场又怎么会提供这样的契机和动力呢？于是就有了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城镇化流动是完全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如今，当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中国经济也出现下滑趋势，农民工返乡也同样是合情合理、顺应规律的。从这次农民工返乡潮的直接动因看，金融危机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从间接原因看，中国经济下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过去经济快速发展时，城镇居民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剧增，农民工进城，除了从事低技能的制造业外，主要从事服务行业。而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大幅下降，因此首先失去工作的大多数还是农民工。
但如果说当初农民工进城是有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话，那么，眼下农民工返乡是否还有利于经济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前面所说，前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的是投入（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你让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持续三五年可以，十年八年也可以，三十年也勉强，但想再长些恐怕就很难了。实际上，这次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自身的发展客观上也会要求转型，而转型的基础就是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的方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都是剔除低技能劳动。尽管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农民工在过去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也无法回避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仍处在低水平上的现实，而这仅靠是短期培训很难转变的，这也使得眼下这批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很难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农民工流出城镇企业，可以迫使企业选择更高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或者直接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的返乡——至少客观上——是有利于城镇企业效率的提高的，因而也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最近，有香港某知名学者批评中央政府，认为是政府相关政策和相关法律（主要指新劳动法对雇主的新要求）造成了农民工返乡，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劳动力的流动是经济周期的必然规律，我现在倒担心传说中的限制企业解雇员工的政策，从而形成与规律相悖的扭力，这样非但不会缩短周期，反而会使衰退的经济进一步下滑。
但这里又有一个新问题。如果说农民工返乡有利于提高当下城镇经济效率的话，失业的农民重返农村岂不会使农村生产效率下降吗？而且相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难道这些问题就不会阻碍经济复苏吗？我当然认为这些问题都会阻碍经济复苏，不仅是问题本身的阻力，还因为宏观经济本身是个整体，农民的问题解决不好，宏观经济不可能从根本上复苏。
针对农民工返乡后的农村问题，我建议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发挥价格的引导作用，理顺农产品价格，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获得应得利益，这是失去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获得保障的根本性基础；二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权法律体系规范和流转权市场建设的步伐，使农民的财富总量稳步提升；三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呼吁了多年，但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究其原因，主要是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呼吁的人多半是搞农业经济的，这些人从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论证了农业产业化的先进性，但这只是形式。实质上，农业产业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农业生产不确定性的优化配置，具体说就是建立起初级农产品的不确定性与农业制成产品不确定性的自然对冲头寸体系，这是提高农业生产价值和效率的必然选择。
过去喊了好几年，雷声大雨点小，除了认识上不去，还有缺乏政策支持和缺乏一定劳动技能生产者的原因。现在，大量农业生产力重回农村，他们经过几年城镇经济模式的熏陶，无论在管理技能和生产技能上都比原来有所提高（至少高于原先留在农村的农民平均水平，这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国家不妨借着这个机会大力推广农业产业化，实施必要的政策倾斜，建立县乡一级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这一方面能充分利用返乡农民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济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扩大内需政策落到实处，回过头来也是对城镇经济的推动。（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