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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次石油危机不同，如果我们把油价暴涨暴跌也看成是一场危机的话，那么这场石油危机正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近20多年来，由于市场结构和定价机制的变化，石油贸易定价权逐渐转移到期货市场。期货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能够提前反映供需关系，同时也会受到期货市场所在地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因此石油成为金融资产，油价波动已彻底成为一种金融现象和货币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新千年以来的油价上涨与经济增长并不一致。BP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是驱动一次能源价格上涨的基本动因；但是新千年以来的一次能源价格上涨则与经济增长出现了偏离。在今年7月中旬油价开始暴跌之前，持续6年的价格上涨是1861年以来油价持续上涨周期最长的一次，而这期间并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来支撑油价高涨。充斥市场的无非是中国需求因素、美元贬值因素、地缘政治紧张因素等等金融炒家惯用的炒作题材而已。
暴跌也是金融市场动荡的组成部分。所谓经济衰退、需求萎缩等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在4个月之内暴跌70%的惨烈局面。许多大的国际投行自石油期货市场形成以来就深度介入，有些投行同时还是美国某些地区的现货批发商的最大供应商，他们不但进行期货交易，同时也进行现货交易；他们不但储备原油，而且拥有巨大的油品生产能力。因此这些投行必定会利用信息优势和影响力发布有利于自身投资和经营方式的言论，从期货和现货两头赚钱。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投行面临流动性短缺，他们又必然会尽快让自己控制的资产变现来弥补次贷以及其他损失，原油期货首当其冲，由此石油市场在短期内暴跌，其惨烈程度令很多业内人士大跌眼镜。
很显然，具有资产性质的石油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完全与供需脱离了关系，成为一种可以被疯狂投机的资产。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已经成为原油市场上的幕后黑手。经济学理论对投机问题的研究面临巨大挑战。
油价暴涨之际，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利比亚等新兴能源输出国为了获取资金支持纷纷寻求实行外交多元化战略，推出优惠政策，以帮助其实现能源增产计划，抢占能源市场。产油国腰包鼓了，腰板硬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为反美斗士，在过去的几年他在国内推行电力、电信、石油、钢铁等行业全面国有化；并减少对美石油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由于石油收入占委内瑞拉国民收入的50%，占外汇收入的90%，油价下跌已给委内瑞拉造成极大的财政危机，也将搁置查韦斯总统宏伟的社会发展计划。
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其GDP总量30%、占其外汇储备60%，油价暴跌对其影响立竿见影。俄罗斯2009年财政预算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国际石油价格底线为75美元。当国际油价为每桶60美元时，财政收支则开始出现赤字；低于50美元时，赤字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在一份题为“金融危机下俄罗斯竞争力发展”的报告中，俄国务委员会承认，俄已出现了经济危机，而且很可能持续两年，2009年对于俄罗斯来说将会是“最为困难的一年”。为此，俄罗斯政府已连续三个月调低了石油出口税。未来几年，俄罗斯的领导人还能像前几年底气十足地说话吗？
几年前，面对油价暴涨，美国和欧洲还在隔岸观火指指点点。一边是中国能源威胁论，说中国需求导致油价暴涨；一边是暗自窃喜，终于知道了遏制中国崛起的制胜法宝了。没想到石头真的砸到了自己脚上，美国人自身出了乱子，投行们把自己家的房子点着了；欧洲人开始以为自己很幸运，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哪知其实比美国更脆弱。由于欧盟不是一个联邦政府，尽管银行问题不如美国严重，但欧盟国家不但要负担巨大的社会福利，还要限制各国的财政赤字，因此，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反而要比美国差很多。欧洲人终于为维持一个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一些小国，如冰岛，也成为美国转嫁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长远看来，金融危机和石油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衍生出新的世界能源图景，中国在这一图景当中如何定位，又如何应对？说实话，我们还不知道方向。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体系和能源利用方式都不可持续。虽然现在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不太大，油价下跌反而给中国提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但是，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出来，如果继续重复旧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问题很可能是从实体经济层面演化到金融层面。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美国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的尴尬境地——我们从中国借钱来购买波斯湾的石油，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地球。套用这句话来说，中国从中东地区高价购买石油，为美国生产廉价商品。在燃烧石油的过程中破坏我们自己的环境，而我们赚来的钱在美国又大幅度贬值，因为害怕继续贬值，我们又必须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关系啊。不改变这一逻辑关系，我们永远只能忍受金融危机和石油危机10年8年来一次的宿命。（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