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想强调的是，我们对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程度既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十二分的重视，更应该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应对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同时，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再造中国经济竞争力。
30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较多的主要是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部门转移（即从劳动力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流动）三者合计的贡献率超过70％。也就是说，以政府主导的投资为基础，通过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企业也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的人口红利，克服了资本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以富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竞争优势。尽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年减少，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有所削弱，但研究显示，中国训练有素的产业大军在2020年之前不会绝对减少。也就是说，未来12年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将保持在相对高的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加上较高储蓄率的支持，预计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强大的资本积累仍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作为经济与科技后进国家，中国的确面临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这个约束经济转型的“短板”，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科技资源与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中国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与世界第二的研发人员规模，并建立了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体系。因此，中国并不缺乏促进经济转型的技术潜力，欠缺的只是有效的制度激励。而且随着研发与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专业化分工与自由贸易的发展，必将推动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提升。一旦中国数以千万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通过对隐含性知识（know-how）的学习与掌握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则由此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将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至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以及令欧美国家羡慕不已的经济动员能力，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笔者以为，上述比较优势既是3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根基，更是中国经济迈入下一个繁荣周期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做的是尽力善用优势。
首先，制造业无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核心模块。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也主要表现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累于外部需求减少引起的衰退。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在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技术转移的同时，有效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技术资源，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引领制造业升级。
其次，中国在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没有人怀疑凯恩斯主义对提振经济信心走出经济困境的作用。但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杠杆应该是撬动民间投资。经验已经证明，民间投资相较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更高，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因此，政府亟须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银行与税收政策的改进，在扩大民间投资渠道的同时，减轻民间投资负担。若如此，则被压抑已久的中国民间投资热情将大大释放出来。
第三，以产业整合与政策创新推动内地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锻造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目前，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地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在产业分工与经济合作使各方经济日渐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理应通过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构筑共赢局面。香港和台湾地区应利用在资本、供应链管理与市场推广方面的优势，结合内地的人才储备、研发实力与广阔的市场空间，共同开发最新科技并将其产业化。由此，不仅可以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制造基地的角色，而且可以增强港台等地的营运地位，实现共同繁荣。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