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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商文
国企改革历经三阶段
本报记者：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请您介绍一下整个国企改革的过程。
李荣融：大致来说，国企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这30年就像一场比赛。
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大体用了15年的时间。主要是通过扩权让利、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我把它比喻成比赛前的热身。
第二阶段是从这以后到2003年以前，大体用了10年时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始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竞争，我把它比喻成预赛。一赛就赛出问题来了，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以适应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后。这一阶段是国有经济真正开始参加正赛，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同参与公平竞争，享受同等的市场待遇。
本报记者：每个阶段对于国企改革发展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李荣融：应该说，国企改革的每个阶段对于国有企业的下一步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统一下达，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产品统收统销，就业统包统揽，盈亏都由国家负责，国有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先后在国有企业推进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调整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活力，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第二阶段的十年间，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1998年-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进入第三阶段，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在国有企业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有经济布局加快调整
本报记者：在国企改革的推进中，国有经济在布局上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李荣融：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拓宽，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
随着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调整，国有经济分布范围也开始适度收缩，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占全国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75%。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
本报记者：随着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荣融：整体来看，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总量不断扩大，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6.5万户降到2.1万户，资产总额从7.49万亿元增加到15.82万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2.26万亿元，利润总额从525.14亿元增加到10795.19亿元。
国有经济进一步向大型企业集中。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的44家，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27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19家，分别比2003年增加27家、18家和13家。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中，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
国企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
本报记者：经过改革，国有企业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变化？
李荣融：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有了显著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企业对政府高度依赖，职工生老病死由企业统包，企业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经过30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国有企业的社会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从社会组织转变为经济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在国内市场上，国有企业在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中显示出很强的实力，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和行业排头兵。在国际市场上，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已经成长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重要力量。
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一些企业还探索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新机制。中央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选用的各级经营管理人才约占总数的30%。一批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全体员工竞争上岗、量化考核、收入分配与业绩挂钩的机制。
本报记者：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入给国有企业形态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李荣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企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目前的64.2%。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在A股市场的1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100多家，在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央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达78户。同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正在形成。
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体制、结构、运行机制上的变化对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有哪些影响？
李荣融：30年来，体制的不断变革，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意识，激发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活力，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屡创新高。实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调动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回升，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国有企业改革脱困3年攻坚，扭转了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局面，国有经济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六大之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到位，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完善，促进了国有企业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显著提高。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20.1万亿元，年均增长18.7%；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7625亿元，年均增长36%；上缴税金从6794亿元增长到17688.8亿元，年均增长21.1%。
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92万亿元，年均增长15.91%；销售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0.03万亿元，年均增长24.45%；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10055.7亿元，年均增长33.12%；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8792.1亿元，年均增长24.71%；总资产报酬率从4.9%提高到8.6%，净资产收益率从5.4%提高到12.3%。这5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1.5万亿元，销售收入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增加1000多亿元。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显著变化，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
监管体制逐步建立完善
本报记者：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国资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荣融：党的十六大以前，各级政府部门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又行使出资人职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对企业干预过多，无人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三分开、三统一、三结合”。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以组建机构、健全规章为切入点，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以经营业绩考核为抓手，层层落实保值增值责任；以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为重点，形成了一套强化出资人监管的制度和办法。推动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集团控制力，发展壮大主业，加强自主创新，强化风险防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经过5年的实践，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路子。
加快改革步伐 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展望未来，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李荣融：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下一步，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