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即为了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这就引出了高储蓄率背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之中？当实际收入上升时，似乎对未来的担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也在上升似的。这说明，中国家庭有一种共同的后顾之忧在困扰着消费和储蓄决策，如果要想让家庭更多地拿出钱来用于消费支出，就必须解决他们在社会保障上的后顾之忧。

　　都说中国人爱存钱，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国人是否真的存在储蓄偏好，至少目前还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高储蓄率仅仅是结果，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偏好。因为导致高储蓄率的原因可能非常多，有些出于消费习惯，有些出于预防性动机，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总是能够找到的。

　　问题不在储蓄率的高和低，而在于中国的家庭是否选择了最优储蓄水平。

　　对一个家庭来说，与储蓄相对应的就是消费。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需求相对较弱，这就和眼下急于刺激消费需求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要有效刺激内需，那就需要把老百姓用于储蓄的一部分钱拿出来用于消费。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家庭中配置可支配收入的时候，是否愿意提高消费支出的比例？其次，家庭是否同时愿意降低储蓄的比例？为什么要分作两个方面的问题呢？因为涉及两个不同的动机类型。影响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刺激消费需求时，不能采取单一的经济政策。

　　首先看看影响消费的动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有两个原因影响家庭消费决策：对物品的偏好与自身收入和物品价格。由此看来，改变家庭的消费决策并不难，可以通过合理的产品设计来刺激家庭对物品的偏好，所谓吸引眼球，激起家庭的购买欲望，在竞争的市场上，通常企业对此都是心领神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在于让家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尤其在产品市场上，家庭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喜好来决定所要消费的物品，可以通过消费来实现自己的满足感。仅仅这一点，就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福利的增进，而这个增进无法体现在GDP中。假如现在有关幸福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可以把这些选择自由所带来的主观满足感的提升也纳入到统计当中，那我们会对市场化的意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然，企业在考虑到家庭偏好的同时，还得注意家庭的收入和物品的价格。如果家庭收入较高，那么物品的价格贵点，也不显得贵。反之，如果家庭的收入较低，那么物品的价格就会严重刺激家庭的消费。商场都是看准了这一点的，所以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季节轮替，就推出各种名目的折扣大酬宾，其实就是让家庭感觉到物品的价格便宜而已。但是，物品的价格又不能一厢情愿的盼望企业做好事。企业在决定物品价格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市场状况，又要考虑到自身的成本。很多时候，企业自己也很无奈。想想看，为什么很多物品出口到国外，在国外市场上卖得非常便宜？而同类物品在国内市场反而卖得很贵？如果说要刺激消费需求，只要让这些物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市场价格一样的便宜，不就行了吗？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出口到国外的物品可以很便宜？撇开汇率等因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出口能够享受各种优惠。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既然要刺激内需，为何不能采取同样的优惠政策，让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享有同等的待遇呢？

　　企业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要让企业以更优惠的价格在国内销售物品，就必须给企业一个降价的理由。其中，企业的实际高税负无疑是阻碍其降价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看到，刺激消费不能仅仅指望家庭，还要从企业开始动脑筋。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家庭层面，那么这个消费需求还是很难启动的。因为消费除了上述印象因素外，还和储蓄有关。如果家庭选择更多储蓄，那么就会削减消费支出，消费预算下降了，同样会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提升。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储蓄呢？当然，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储蓄利息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从这么多年的经历看，这个利率杠杆似乎对中国家庭的储蓄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即使实际利率为负，家庭仍然还在储蓄。这说明家庭储蓄另有玄机。

　　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预防性动机。即为了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这就引出了高储蓄率背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之中？当实际收入上升时，似乎对未来的担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也在上升似的。这说明，中国家庭是有一种共同的后顾之忧在困扰着消费和储蓄决策，如果要想让家庭更多地拿出钱来用于消费支出，那么就必须解决其后顾之忧。

　　美国家庭敢于消费，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社会保障。美国如此，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更是如此。即便是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中，我们也赶不上。比如，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的比重，我国该比例为在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的10％至27%的比重。这就是中国家庭对未来焦虑的根源。请注意，我国的政府规模（按财政支出算）并不小，而本该政府由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到位，使得家庭必须通过大量的储蓄来解决后顾之忧，导致消费支出提升的困难。

　　那种所谓中国家庭喜欢储蓄的说法毫无根据。如果我们比照社会保障做得较好的经济体，给中国家庭以采取切实可行的且可观的社会保障，这些家庭还会继续他们的高储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