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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当有非常对策。
客观地讲，面临如此之剧烈的外部环境动荡，中国经济在2008年依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我们似乎还没有切实感受到国外金融风暴对我们的影响。但进入9、10月以来，财政收入和外贸出口猛然出现负增长，工业生产指数进入“偏冷”区间。秋季广交会寒气逼人，机电、玩具、家具等多类传统大宗出口商品都遭遇重挫。
不过，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经济遭遇的困难全都归咎于外部环境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开始，因原材料成本上涨、出口退税率降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一些地区从事出口加工贸易的外向型企业都遭遇严重困难，最显著的当数珠三角区域。有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面正处于内、外双重约束的十字路口。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痛苦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国内经济转型的摩擦成本和国际环境恶化的风险成本，成了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难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客观评价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明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面对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中央政府依旧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首要前提，这不仅赋予保增长一种全新的内涵，也显示了中央政府追求科学发展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仅仅有勇气和信心还是不够的，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约束，我们怎样才能够维持住既保质、又保量的发展势头呢？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我们重新聚焦“协调”发展关系，也就是通过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协调、地区与地区间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农村与城市的协调、产业结构的协调等全面的协调措施，确保明年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实现协调发展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从当前形势来看，它还应当包括两层深义。
首先，应当注意保量与保质的协调关系。
有种观点认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保量要比保质更为重要，因为增长的数量往往连着就业。笔者的观点是，保量虽然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增长的质为前提。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此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国内最先受到冲击的企业是那些低附加值的代工企业和缺乏核心技术的加工企业，而那些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反倒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比如，在国内电器公司接受订单日趋减少的时候，浙江省义乌市的安冬电器公司推出了一款自主研制的贝士杰电壁炉，品质胜过美国百年老牌产品，一出口就供不应求，美国销售商甚至自掏腰包为其在美国各大媒体做广告。当然，伴随着危机影响的范围和深度的不断扩大，企业倒闭的面积会越来越大，此时，政策也需要在保量上下工夫，但这只是权益之计，还需要搭配促进此类企业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笔者之所以强调保量与保质的协调，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应对措施的合理性，更在于提前考虑并避免地方政府过于对本位利益追求的短视化“保增长”现象。
其次，应当注意策略与战略的协调关系。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发展形势，我们需要在政策细化和落实方面下大工夫。这里，一定要注意区别战略导向政策与策略导向政策的协调。比如，前段时期，针对房地产价格下滑趋势，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救市”方略，并一再解释说“保楼市”的根本在于“保增长”，进而“保就业”。但很多老百姓和网络上的评论却并不领情，甚至认为这只是地方政府的托词。笔者认为，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出台各类促使楼市回暖的措施实属必要，但关键在于，制定“保楼市”的措施只是策略导向，不能让老百姓误认为是战略导向的改变，更不能被曲解为保护房产商的经济政策。否则，原本利于经济稳定的经济策略反而可能引起社会层面的动荡。实际上，造成上述矛盾的关键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显得有些忙乱，以至于策略制定时缺失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即高房价下的“保楼市”策略与高房价下的“保民生”战略该怎样相互配合，以及如何被合理接受？同样的道理，我们还要处理好投资拉动策略与最终需求带动战略的协调，即如何处理好赤字投资与民生工程的关系。
面对即将来到的2009年，国人对政府遏制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的能力寄予厚望。在这一过程中，各级部门需要牢牢把握协调发展关系，遵循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既不可为求取快速反应而将策略与战略完全割裂开来，也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来换取短期增长的快速性，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危险”、把握“机遇”、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关键。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