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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中国经济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同时，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速下滑乃至陷入衰退，中国外向型的经济也不能幸免。
中国经济或许已面临历史性节点。在实体经济层面，净出口首当其冲。自2003年我国经济增速跃升至10％以后，今年三季度经济增速首次下滑至10％以下；今年1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出现7年来的首次月度负增长；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创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也因此拥有了难得的机遇去调整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规范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等。⊙本报记者 石贝贝
错误的安全感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有种观点曾风靡一时，即“脱钩论”，认为中国经济、新兴市场经济正在和美国经济“脱钩”。在2003年-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增速维持在10％以上，而美国经济增速则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这种反差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深化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脱钩论”还认为，尽管美国、欧洲等需求下降，但是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足以冲抵美欧需求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事实上，美国的消费需求，与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等一直都处于“挂钩”状态。“脱钩论者”也日渐发现，虽然越来越多的行业将生产链条分开、分布于亚洲不同地区，但是产品、制成品的真正需求依然在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曾撰文表示，“脱钩论”给了我们错误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那么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当全球经济走势有可能出现逆转的时候，中国也会是最可能的受害者之一。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
现实是，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速下滑乃至陷入衰退，中国外向型的经济也不能幸免。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9％，其中三季度增速为9％，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这也是该项统计数据自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跃升至10％以后首次下滑至10％以下，而且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6％、10.1％，增速下滑迹象非常明显。
12月10日，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1月，我国进口当月同比增长-17.9％，出口同比增长-2.2％，当月进出口总值出现7年来首次月度负增长；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上年同期回落11.9 个百分点，增速创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
中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严峻。
外向型经济遭遇考验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GDP实现了9.5％的年平均增长水平，中国现在的人均年收入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的5倍多。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强烈地依赖对外贸易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投资，正是这些投资支撑了中国强大的贸易出口平台。幸运的是，中国对于这种外部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投入，恰好遇到了新全球化时期的欣欣向荣和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国可能是当今时代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在罗奇看来，出口导向型的模式还把中国置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发展之中。随着全球商业周期从顺风转向逆风，中国外向型的经济也受到冲击。而现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师龚方雄也表示，中国经济需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发展来自内部需求支持的经济增长上，尤其是居民消费上。他认为，中国下一轮经济成长一定是由内需来带动的。
中国经济或许已面临历史性节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面临巨大冲击。在实体经济层面，净出口首当其冲。
在国际方面，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的任期日益临近。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担忧，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奥巴马政府可能更多地面临来自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压力。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占据较大份额，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挽救经济、减少工人失业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来自政治层面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将上升。
对金融市场的消极传导
中国面临的风险事实上远不止于此，这种风险在金融市场层面体现得更为复杂，最为直接的是中资银行所持海外债券等资产面临的亏损。随着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去杠杆化”进程的加速，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资金撤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也承受着巨大的贬值压力。
在直接投资损失方面，根据中资银行三季报数据，中国银行尚持有外币债券资产189.6亿美元，并为此计提了167.85亿元的证券投资减值损失；建行和工行分别持有外币债券资产22.4亿美元和42亿美元，分别拨备约7亿美元和13亿美元；招商银行尚持有外币债券35.22亿美元，计提了7804万美元的减值准备；中信银行持有外币债券37.94亿美元，“两房”相关债券12.2亿美元，计提1.1亿美元。而上述银行此前已经对美国相关住房贷款支持证券、涉及雷曼债券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资产减值准备。
美林证券经济学家陆挺曾表示，由于有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我国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美国机构债不会有太大损失。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外围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消极传导作用。
而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的“去杠杆化”进程加速，不仅将给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新一轮的剧烈调整，更可能引发大规模资金撤出新兴市场经济体。早就有专家表示出对于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各种资金有可能流出的担忧，由此则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外商投资规模下降等。而我国的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则有可能因此出现比发达国家更大幅度的调整。
金融创新和监管之鉴
由房地产价格泡沫、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仍难言见底。而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此时正是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如何既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又不阻碍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脚步？
对此，上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曾做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即“生病-传染-号脉-吃对药”。他认为，由于中美两国金融市场在发展阶段、运作机制、开放程度等多方面的不同，中国必须寻找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就如同‘生病了’，而我国持有次贷相关产品的机构以至出口等都会受到影响，即‘被传染了’。美国‘生病了’就需要‘吃药’，即金融机构的亏损破产、接管、被兼并，以及出台一系列的降息减税等应急救市措施；而我们也需要‘吃药’。关键在于，我们‘被传染’之后，需要对中国金融经济进行‘号脉’，搞清楚中美两国在金融经济方面的差异，这样才不会‘吃错药’，才会找到适合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屠光绍说。
具体在金融创新方面，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不应因为次贷危机而停止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步伐，相反可以对美国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学习资产证券化的成果。进行创新的金融机构本身要做好内控，而监管层也应对创新产品进行审批，推动金融机构提升识别、计量风险的能力。同时，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也要注重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