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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提议中国政府发放消费券，刺激居民消费，以抗击金融危机。这个建议在全国实行的希望很小，倒不是因为它不可行或者没有效果，而是从政府到民间，对这种直接给百姓钱花，而不是百姓给政府交钱的做法，还很不习惯，心理上难以适应。不过，好在已经有了先行者，成都市日前宣布将对城市低保家庭每人派发100元购物券，这是值得欢迎的。
消费券是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而比消费券更要紧的，是规范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政府不习惯给百姓发消费券，也不能不加考虑就多收税。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全国人大就制订了针对外国居民的个人所得税法，纳税人仅限于外籍人士；对中国居民的个人所得课税，是1986年才开始的，依据是《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起征点不同，外籍人士是4000元，国内居民是800元。上世纪90年代初，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将中外纳税人统统纳入该法的规范。不过起征点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分置做法。
十七八年前，800元是城市居民平均月收入的十几倍，纳税人占全部居民的极小比例。800元的标准，是考虑一个纳税人要负担的平均人口的生活费计算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人均收入增长了，但是家庭生活费上涨的更快。提高起征点势在必行。
两次提高起征点，从800元，到1600元，再到现在的2000元，减少了一部分纳税人，但是，2000元的起征点，相对于大多数纳税人说，仍是过低的水平。且不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其生活费指数在全世界已经进入前十名，2000元自然远远不够；就是一个中部地区的县城，要达到小康的生活状态，2000元也过于勉强。应该承认，2000元作为起征点，已经影响了部分城市家庭的生活，这与个人所得税的宗旨相悖。
有人通过数字对比，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不低，甚至相对来说，比美国的起征点还要高些（按照占年收入的比例计算），因此，没有再提高的空间。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对比。美国的税收制度结构与中国有重大差别，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个人所得税是其第一大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以上，而中国则以间接税为主，第一大税是增值税，也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左右。因此，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兼具提供财政收入和公平分配的功用，起征点不能过高；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应具备公平的职能，起征点相对来说应该比美国高，让大多数人成为纳税人有违它的初衷。
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美国政府向纳税人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居民的养老、医疗、失业都能得到财政的帮助。美国还有鼓励投资的退税制度，如对购买个人住房，就可以退还部分个人所得税。相比而言，我们的纳税人在交纳了个人所得税之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购买个人住房，不但不能获得政府补贴，还要交纳各种税费，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社会平衡的作用。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法律意义上是所有的居民，但实际上基本限于城市的居民，农民即便收入达到了起征点，也由于收入形式的复杂和相对隐蔽而不必纳税。纳税人不但局限于城市，并且还要是那些有单位的，能够代扣代缴的人群，也就是工薪阶层。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但是却正好落在纳税的范围内，单位的代扣代缴让他们“无路可逃”。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分类征收的，不但工薪收入要纳税，财产性收入、劳务报酬按照法律规定也应该纳税。但是，对于有大量财产性收入、在多处取得收入的人，如果他们不去申报，税务部门就无从知道他们该不该纳税。而时至今日，主动申报的人少之又少。
有官员认为，中国人的纳税意识不高，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面，可以提升公民的纳税意识，这是非常滑稽的。凭什么就认为中国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纳税意识是义务意识，更是权利意识，欧美人纳税意识高，是因为税负相对合理，税收执法相当严格，而纳税人的权利又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该反思的不是纳税人而是收税的人。
为了让个人所得税回归公平的本位，必须继续提高起征点。第一步是将确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权限赋予各个地方；第二步是将分类征收改为综合征收，避免高收入者不纳税而低收入者反而纳税的尴尬，这需要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这一步可以从官员做起；第三步是根据统计结果，把家庭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个人所得税应该不至于侵蚀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起征点还应该与CPI联动，经常调整。
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关乎的是社会公平和谐，眼下金融危机影响正日益加深，是提高起征点的最好时机，这将提振国人的消费热情。比起政府投资，居民消费更能拉动经济，是实实在在的扩大内需。尤其更重要的是，继续提高起征点将提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进而更愿意与政府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