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强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其未来演变趋势，目前众说纷纭。乐观者认为，在各国政府积极救市以及国际合作不断加强的共同努力下，危机演进的势头将得到遏制，明年一、二季度有望见底；悲观者则认为，次贷危机释放出来的能量可能会肆虐多年，若干年的经济增长减速已成定局，目前很可能是长篇悲剧的第一章。基于历史经验和危机的已有影响。笔者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不容乐观。尤其是，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如消费习惯、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如果让这些破坏性的变化继续蔓延，造成的破坏将不仅只限于经济方面，还将危及社会基础。对于我国来说，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走到了尽头，必须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结构升级。
我国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中，此后强调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结构升级。但是，由于与旧增长方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存在，情况改变得很慢或很少，甚至老要回到旧的增长模式上去。事实上，除了体制和政策因素外，外部环境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去，外部经济需求旺盛，国内企业赢利较好，在这种背景下要转变这种方式，缺乏起码的内在动力，而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了我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感。基于我国的客观现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重点是通过产业升级来弱化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基础上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增加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一，宏观调控的理念应进行根本调整，其最重要基点应当是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有成效的，调控技能和调控艺术不断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次序性和配套性有了较大提高。然而，调控的有限性没有得到重视。现实中，政府干预往往被扩大化，剥夺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产业政策本应是一种有限的政策导向，但实践中却演变为强制措施，其作用范围被无限夸大，导致政府越调控，产业发展越不合理。面对此次全球经济放缓，出口增长率降为零，外向企业亏损倒闭现象越来越严重，决策部门出台了全力扶持出口行业，将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以确保GDP增速不下滑，这些措施实质上有悖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其实，以上现象并不能证明我国经济必须要通过大规模宏观调控政策来延缓其衰退，相反，它为我们敲响了产业升级的警钟，如果产业升级依旧乏力，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期低增长的陷阱。另外，我国为经济转型滞后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继续以短期应急性宏观调控手段而非立足于产业升级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不仅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永久失去打造经济强国的历史性机遇。
第二，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弥补GDP增速的下降。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渐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短期内造成GDP增长率的下滑。对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加以弥补。广东省率先通过实施发展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等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再次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通过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等实现其较快增长，为全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保障。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契机，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刺激民间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是弥补GDP增长率下滑的重要手段。中央此次出台的十项措施，其中把“加大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放在了十项措施的第一条，显示民生的重要性。第八条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明确提出要“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如果这些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也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产业升级要与产业的转移相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客观深化那个要求我们必须在产业转移方面有所作为。其一，成熟产业要在区域间转移。随着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成熟产业应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中西部地区。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梯度明显。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不仅比跨国转移更经济，而且也更低风险。其二，发达地区的产业要升级。当前，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口号，顺应并积极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然而，产业升级无法绕过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一些现在还受管制的产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果扩大内需是当前的政策目标，那么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一定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重要。
第四，政府应着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存在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众才能大胆消费。在西方，很多家庭可以把挣来的钱全部用于消费。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失业、看病、交学费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而我国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老百姓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