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是局部的，经济危机则是“全球化”的。11月份主要统计数据的大幅跳水给中国经济蒙上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唯一值得欣喜的数据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月份同比增长了20.8%，而且今年以来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实上，尽管中国的投资率高消费率低一直被诟病，但据统计，2007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了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

　　当然，我们却不能断言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拐点，因为最终消费率近几年仍然在下滑，从2000年的60%下降到目前的36%左右，而且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一直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增长的主体更有可能是政府，而不是居民。

　　据社科院最新的《社会蓝皮书》预测，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到7%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与之持平，也在7%左右，收入下降的预期并不支持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基于这一判断，不可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盲目乐观，也不应该把拉动内需的重点过分向投资倾斜，尽管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但再像上一轮经济衰退时那样全国范围内大搞投资“保增长”，恐不仅会带来又一轮的产能过剩，还会延缓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把保增长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非得以消费作为突破口不可，而且拉动消费不能靠补贴农民扩大农村市场来启动，必须要立足城镇中等收入群体。

　　目前，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大致在65%左右，启动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城市消费将会带动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且，中等收入群体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支出比重大，他们的消费重点主要在旅游、文化、电信和保健等领域，这种需求导向也有利于消费产业结构升级。在合理的产业布局下，还可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而不是像现在集中在面向外需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外需疲软后，企业效益下滑，技能单一的农民工只能被迫返乡。

　　从政策层面传出的信息来看，目前的“救市”还停留在加大投资、合力拯救房地产和出口企业以及加大农民补贴力度上。近几个月，政府的税收收入已大幅度下滑，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更合理的支配财政资源无疑需要更审慎的安排。

　　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在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但目前看来，结构性减税只体现在企业层面，包括增值税转型和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而直接针对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比如汽车消费税和购置税等）则“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只是在房地产行业的契税和营业税方面有所优惠。事实上，房地产才是阻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最大障碍，它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让房地产价格合理回落是扩大消费的题中应有之意。

　　短期来看，启动内需最主要的是要调整个人所得税，给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以消费信心，由于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比重大致在7%左右，提高起征点或者减少税率档次和降低边际税率都应该是可行的选择，不会引起政府税收的大幅度波动。长期来看，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应该提速。在危机时刻，最需要信心的是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居民，他们的信心才是比黄金更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