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当次贷危机之火烧到中国之时，表现为商品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通货紧缩，CPI迅速从逼近通货膨胀边缘转向通货紧缩边界。当出口因为金融危机而调头向下时，出口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与出口相关的所有产业工人的收入下降，他们是金融危机下国内需求无法增长的第一线劳动者群体。
外向型企业效益下降，则围绕外向型企业投资和服务的企业效益也随之下降，相关就业人口的收入预期应声下降，这是金融危机下第二波收入预期下降的基本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高于产业工人，也是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中的主力军。
当多数企业收入预期下降，PPI、PMI也急剧下降，产业链条从第二部类迅速向第一部类传递，上游垄断行业的效益也无法保障，原来因为垄断产生的高收入的相关行业的人员的收入预期也会下降，这是危机下第三波受到冲击的群体。
笔者的上述推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出炉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信息所证实。蓝皮书预期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约7%左右，增长水平比去年增长率下滑了一半，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可以达到增长7%左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农民收入增长率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持平。如果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是建立在反通货膨胀基础上的粮食生产激励机制促成的，城镇居民收入下降却是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降的结果。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20%左右，社科院蓝皮书的解释是在金融危机以前，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初步显露了成果。这种解释与事实有些距离，因为在金融危机前，政策的重点是从双控到一保一控，并没有鼓励消费。其他经济增长曲线如GDP、PPI、PMI、CPI都是大起大落，唯有社会消费品总额到11月仍同比增长20.8%，这就出现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非常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异象”：经济下降了，城镇居民收入下降了，在没有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条件下的消费却仍在增长。
我们知道，形成有效的消费增长，必然需要以下几种条件：预期收入增长，财富增长，财产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
经济下降，导致收入预期下降，居民的天然动作是收缩消费而非扩张日常消费。同时，经济下降伴随行业的业绩预期增长下降时，股市也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行情将从价值泡沫迅速向价值压缩变化，所有的反弹都会被机构或者散户当作离场的机会。股市从财富效应的放大器转换成财富缩水的平台，居民的消费信心更显不足。当收入预期下降、当股市财富缩水时，人们投资地产或者购房的信心将会随之下降，地产市场的行情因为群体等待下跌而出现有房者资产的集体缩水。当收入下降、股市财富缩水同时家庭财产缩水时，居民在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欲望将受到压抑，消费将会延期，反过来强化了通货紧缩，从而导致居民对消费信心更加不足，所谓的在经济危机下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现象，我们可以视之为“统计幻觉”或者是“统计泡沫”。
因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在国民财富分配上，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已经迫在眉睫。1950-1997年间，在GDP增长367倍时，财政收入增长了825倍，外贸增长1924倍，但年均工资只增长56倍，可见，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工资、低保障的基础上的。启动内需，因此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能否成功反危机的重大课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09年推出全国统一社保，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研究和推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积极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城镇困难家庭、离退休职工、在校贫困大学生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显然，这次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没有受到统计幻觉的影响，而是意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为居民做好无后顾之忧。而无后顾之忧恰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充分就业和预期收入增长、财富增长、财产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充分条件。
面对金融危机，正确的反危机措施是准备好消费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是一门大功课，各国都在探索。欧盟的蒙代尔开了一味药，建议中国和美国应该联手实施全球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可以发放总价值为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中国不妨发行10000亿元人民币购物券，通过购物券启动消费。不过，蒙代尔的建议，如果实施的话，可以看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一。给予老百姓实惠，对消费启动总是有利的，但购物券总是临时的。笔者们认为，当前的关键在于利用危机提供的时机，抓紧建立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分配制度，对居民消费实施减税让利，或许不仅是应付眼前危机，而是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走内外需平衡发展正道的必然选择，当然更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