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民生，而没有就业就没有民生，因此，保就业应该成为保增长的中心任务。
失业将是中国经济明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迎接挑战的第一步，是正确认识失业的原因。因为时间与金融危机巧合，所以，很容易把失业的罪魁祸首归于这场危机，这样的认识虽然勉强说得过去，但却是对失业原因过于简单的解读，遮蔽了背后也许更重要的方面。
为应对金融危机，保经济增长，政府已经并且预计将继续出台更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在已经公布的振兴经济方案中，投资项目占了最大比例，这当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却未必是治理失业的良方，至少远远是不够。因为在中国，失业的原因有与他国不同的特殊之处，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制度性歧视不可小觑。
在不同性质单位工作的人，待遇很不相同，铁饭碗至今犹存，在裁员潮涌动的时刻，更显出铁饭碗的优越。
现在，政府号召企业尽量少裁员，最好不裁员，宁可采取降薪的办法。不少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还纷纷澄清没有裁员计划，并保证将不裁员。但是，国企不裁员就要付出效率代价，最终将由财政为此买单。
国有事业单位员工更是没有失业之虞。刚刚进行的燃油税改革，千呼万唤才出来，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养路费取消后，大量养路费稽征人员必须重新就业，因为他们是事业编制，不能像企业员工那样下岗。而据报道，相当一部分养路费人员，被转移到了大家最想去的税务部门，他们的顺利转岗真是羡煞苦苦找工作的人。
而民营企业就很难响应不裁员的号召，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利润下滑甚至亏损，裁员是降低成本的第一选择。更实际的原因是财政不会为民营企业的亏损买单。所以，不能要求民企学国企，哪怕做出了不裁员的承诺，也很难践诺。民营企业员工怎能不担心自己的饭碗？
不仅劳动部门，其他部门也都有责任帮助人们就业，可是他们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城镇人员，农民以及所谓的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在其视线之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城镇人员失业后，还可以从财政领到救济金；而失业了的农民工，本来是为求温饱才跑出来打工的，失业后，生活很可能陷入无着的窘境。单是广东合俊玩具厂倒闭，就有几千农民工等着讨要拖欠的工资度日！
如果说农民工因为过低的人力资本素质而失业还很容易理解的话，现在大学生失业也成了一个让社会广泛关注的现象，就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了。不但本科生找工作难，去年就有一半的大学生没有就业，今年形势更严峻。就连过去短缺的研究生，今天想找个普通的岗位，也不容易了。据说，截至目前，明年毕业的研究生签约率还不到十分之一。
就中国劳动力总体素质、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说，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根本不存在过剩问题，至于说，有些专业不对口，不合社会需要，笔者以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工作和专业有关系，有些工作必须专业对口，但是这种关系如今早已越来越微弱了，专业知识很快就可能过时，大学毕业所传递的不过是一个能力的信号而已，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学会新知识。
大学生找工作难，主要是制度性歧视造成的。第一，户籍制度，比如地方政府对本地户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格外照顾，大部分单位招聘人，都要求本地户口，而一旦在规定的时期内找不到工作，学生档案就要打回原籍。第二，非竞争性歧视。很多单位招聘员工并非考核学生能力，而是诸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就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是高而是太低。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认为找工作第一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关系，是递条子、打招呼，这是我们这个人情社会里的奇特现象。所以，与其说大学生就业难，不如说是受到歧视的大学生找工作难。
为缓解明年就业的严峻局面，也为经济长远发展建立基础，清理和改革妨碍就业的制度性歧视，是当前极为迫切的任务。
首先，要建立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保增长的4万亿支出中，有一部分是改善民生的，但是单单靠这种临时性支出，不足以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保难题，制度的建立是必要的。
其次，考虑取消户籍制度，大学毕业生可以先行一步。这样做，有利于人力资源在各个地区的优化配置，形成全国性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取消了户籍，可以相当大程度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在此基础上，统一城乡的户籍，地方政府就可以更好地统筹自己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
再次，政府提供劳动力的供求信息，以及就业培训。就业信息，是一个社会的公共物品，政府责无旁贷，这起码可以避免民工大规模流动的盲目性；而培训可以提高低素质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
改革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一些制度性歧视却同时被忽略了，眼下的就业困难局面，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如果能消除这些制度性歧视，不但能增加未来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