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本系列上篇谈了日本高得吓人的遗产税，并且在世界各国新一轮的取消遗产税改革潮流中不为所动。而在2001年，美国布什总统宣布2010年取消遗产税；2006年，香港为了吸引富豪投资香港，也宣布暂时取消征收遗产税，试图以此构建世界金融中心的远景蓝图；今年年初，迫于竞争压力的新加坡也宣布取消遗产税。

　　对欧美争相大减乃至取消遗产税的潮流，到底该怎么看？

　　对于物质、信息和资本高度流动的全球化来说，资本从此处转移到另一处的套利行为变得异常便利。这对处于市场中心的资本趋利性来说是有利的。资本从一个低收益的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具有高收益的地区，社会总财富自然会得到了算术增加，这应该是正常的资本流动，也有利于解决世界各地大量闲散资金的综合利用问题。但世事万物都难逃正反两面性，这种全球资本的流动便利性也具有很强的负面性。比如，香港地区单方面取消遗产税，实际上是为了产生一个税收杠杆的财富“洼地”效应，促成世界各地的社会财富短时间向这一地区集聚。很明显，这对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而对其他的中国内地、台湾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却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负外部性。在这一地区获得巨额财富的富翁为了躲避巨额的税收向那些低税收，甚至无税收的地区流动，本是区域之间的正常资本流动，但此情此景下明显带有逃避社会责任的嫌疑，加深了流出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性，深深地伤害了流出地区其他人群对未来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得这一地区严重缺乏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动力。一旦这种资本流动效应开始启动，那么也会导致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竞相模仿取消遗产税政策。

　　新加坡最近取消遗产税就是对两年前香港取消遗产税的一种政策性响应与制度模仿。如此循环下去，可怕的政策“公地悲剧”就开始形成，最终一种代表社会正义精神和“平衡器”效应的遗产税也会因为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被迫全部取消。越来越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全球化其实也是一个多重均衡的博弈过程。竞争的力量一方面让那些落后国家迫于残酷的生存压力放弃那些被政治文化所聚化的不良制度；而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那些良好的制度也会因为过度的竞争压力所取缔。取消遗产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也只说暂时取消遗产税而已，并没有出现永久性取消这样的条款。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的200多年间，曾四征三废遗产税。1916年，美国第四次开征遗产税，至今已延续了90多年，直至2001年布什政府大幅削减遗产税。2002年和2003年，美国国会还连续两次审议关于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两次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表决时都被搁浅。由此可见，要永久性取消遗产税还是有相当的难度，遗产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具有其独特的重要使命。

　　而且，美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暂时性取消遗产税是因为其社会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收入分配基础作为铺垫。可以想象一下，一旦出现这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问题，他们是否还会对遗产税置之不理呢？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美国国会迟迟无法通过永久取消遗产税决议的主要原因。

　　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罗斯福时代与里根时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做了详尽比较。在克氏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结果。而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以“压缩”贫富差距，让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但是，从里根总统执政以来的美国社会开始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喜欢激怒别人的克鲁格曼更是批评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联邦政府，“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简单地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拉回到那些“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时代。以美国社会“急速左转”的社会思潮来看，奥巴马政府再度开启遗产税并非没有可能。

　　对我国来说，开征遗产税对于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和愈合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心灵创伤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过去的30年改革，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发就是“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可能一味地照搬，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需要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惯性”。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来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调节或拉近贫富差距，是政府发挥经济调节手段的当务之急。遗产税正是这样一种难得的、最适宜于市场经济环境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之一。或者说，发达国家要取消它只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我们要开征遗产税，同样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帕累托改进。假如有朝一日，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均衡结构能实现或者超越西方发达国家，那时也可以来谈取消遗产税，而当务之急是要在最佳的改革时点上尽快启动遗产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