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三十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可要探究经济背后的思想观念还是很困难。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理想主义退潮，各种反思不断兴起，经济的评判标准抬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而此时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消费时差逐渐缩小，短缺经济基本解决，市场已经可以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此时的中国已经可以让人较为充分地去体验幸福,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对幸福的体验相差甚多。

　　诺斯认为，一切制度变迁归根到底都是思想观念的变迁。只有人们在思想上认为需要变革，才会用实际行动推动社会制度的变迁。三十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可要探究经济背后的思想观念还是很困难。不过追求幸福、创造幸福永远是人的本性，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从无数的蛛丝马迹中梳理出幸福一条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心路历程。

　　假如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首“假如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的歌很流行，这种姿态少了理想主义成分，反映了一种对幸福的反思和主动追求。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还没有完全放开。政治高压逐渐减弱，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生在其他维度的意义，思想界、学术界也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提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可以说，那时候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是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发严肃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怀的字眼。人们找到了维系幸福的核心价值。用当时很多人的偶像张海迪的一句话来说，“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当时人们的工作、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维度都有政府统一计划，无需个人操心；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非常有限，处处要排队、抢购、凭票供应等，个人无法实现过分的物质需求，也很少有机会赚钱。因此，做到努力工作这一点，也就差不多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幸福。

　　而在物质层面，很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正在悄悄地进行，从农村到城市，一些观念上的经济禁区已被破除。但是收入差距并没有拉开，短缺经济也没有彻底解决，还有时不时冒起来的通货膨胀，使得人们从经济生活中获得的幸福相对有限。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进入九十年代，国人的幸福观很快就四分五裂，回归个人。但也可以说统一了，就是从复杂的“人”统一到了单纯的“钱”。随着理想主义退潮，各种反思不断兴起，但只有经济的评判标准抬高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都市民谣、都市小说兴起，成功地取代了八十年代追求意义的充斥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都市休闲文化成为九十年代独特的文化风景，绝大多数人都愿意从这些休闲作品中获得幸福。

　　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这种休闲文化提供了消费可能。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消费时差逐渐缩小，短缺经济基本解决，市场已经可以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已经可以让人较为充分地去体验幸福。

　　与之相应，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逐渐拉开。经济改革再非帕累托改进，许多传统行业的员工都面临下岗压力，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政府在把工人们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在逐渐甩掉过去承担的住房、医疗、养老等包袱。这一切使得本已承受重大就业压力的传统行业员工不得不面对新的负担。

　　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对九十年代的幸福回忆相差甚多。很多没能在改革中抓住机遇的人，在无奈地体验休闲文化、转移精神压力的同时，恐怕只能低吟浅唱，“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表面上看，九十年代的文坛进入百花齐放的状态，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继续发展，互相融合；《读者》这样只谈心灵、不谈思想的杂志获得空前的成功。但这背后，主要是人们在这些通俗文学中获得暂时逃避的机会，离开残酷的社会竞争。当时有学者提出是商业文化的过度扩张，导致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衰落，现在看来实在是颠倒了因果。

　　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取向更能说明问题，最为明显的要数余华、格非、北村等人了。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真实展现了一个平凡人物对苦难、人生的承受；苏童的《米》、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将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中，把历史当作人物活动的舞台，演绎出作家对各种人性的理解和发现。事实上，这也是在重重压力之下人们挣扎着寻求幸福的表现。即使没有政治信念，即使没有经济支撑，寻求幸福的愿望也从未减弱，延伸到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幸福在哪里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开始盛行。随着《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网络，网络小说开始流行。安妮宝贝代表了一种新的文体和新的语言风格，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多半围绕工业化大城市中游离者的生活，繁华表相之下人群内心的孤独感和焦灼、突破爱和幻觉之后的出行、对自我的追寻等等。通过低成本的表达和交流，年轻人认同这种感觉，获得了虚拟而又真切的幸福。

　　于是许多年轻人无可挽回地爱上了互联网。网络游戏、网络交友使得他们忘记了社会竞争。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比九十年代进一步拉大，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水平。而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也初见成效，富有人群在中国完全可以实现世界水平的奢侈消费。而在全球化时代，快速出现在世界其他角落也变成很容易的事情。中国最幸福的人大概和世界最幸福的人差不多的幸福，可对于绝大多数人并非如此。

　　讨论人生的意义，那似乎是上个世纪的事情；追星、看武侠，那也已太老土。上网、打游戏、跳舞、哈韩哈日，这些都玩腻之后，年轻人出现了和欧美六十年代时的年轻人一样的精神危机。再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让他们感到幸福。

　　富人精神空虚，穷人生活无奈，中间的白领阶层整天忙于生计，全都处于极为不幸福的状态。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否养得起小孩、保证自己的养老，总之未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只能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多赚钱、多积累，力争站到社会上层。

　　免于恐惧，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幸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