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温家宝总理去年春天答记者问的一段话，至今让人回味：“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诚然，合理的财政制度可以富国裕民，而一个坏的财政制度不仅损害百姓福利，更造成社会倒退。中国古代的财政史就是这样。明清以来，社会经济从鼎盛开始走向衰败，财政制度的缺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明清两朝尽管中央集权登峰造极，但政府的税收制度却极不完善。一方面朝廷税收能力很差，无法实施基本的公共财政职能，另一方面官员队伍不断庞大，却足够财力来保证他们经济的收入，遂形成大规模、制度化的贪污腐败。所谓“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突出表现。“陋规”在古代是个总称，可以细分出诸如“节礼”、“盐规”、“漕规”等不同名色。另外，费正清曾指出，官员利用其职权向商人索取各种好处、军队中官方纵容士兵在战胜时的抢劫，也成为那时的“潜规则”。

　　在形形色色的“陋规”中，最有意思的是官员内部给上司送礼。这有“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盘库礼”等，真是五花八门。具体地，比如“冰敬”是端午节的节礼，炭敬是春节的节礼。中秋节也是必须送礼的，加上官员的生日，这些在清代前中期称为“四节”，后来连官员夫人生日也要送礼，称为“三节两寿”。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就说：“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

　　正如清代一个地方官员所说：“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正供”是国家税收，是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而“陋规”有时甚至比国家的正式财政制度还要重要。事实上，许多官员宁可挪用国家正式税收，造成国库亏空，也不敢耽误给上级送礼。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这种在体制外循环的惯例称为“非正式的税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Zelin称之为“非正式经费体系”；文史学者洪振快将之概括为“亚财政”，这个名词因为他的一本新著《亚财政》已逐渐开始被人们接受。

　　“亚财政”凌驾于国家正式财政之上，不仅造成国家财政亏空，败坏社会风气，更重要的，还导致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比如明朝中后期各项陋规愈演愈烈，国家正式财政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最后导致王朝的覆灭。根据史料记载，因朝廷财政困顿，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兵饷已积欠整整36个月！士兵因无衣无食大量逃亡。但明政府为节省开支又打起了驿卒的注意，从崇祯二年起，从中“节金钱数十万”而裁驿站。这些被裁的驿卒衣无处觅食，大多回乡加入了造反者的行列，其中就包括李自成，还有张献忠。内忧再加外患。关内农民军风起云涌，关外满清势力虎视眈眈，明朝国库空虚，居然拿不出钱武装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崇祯帝为筹集军饷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只能以抄家方式逼皇亲“武清侯”李国瑞，希望通过他作为表率让百官拿出银子以解燃眉之急。当然这种极端措施根本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结果适得其反。最后崇祯只能徒叹：“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上吊自杀。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明亡后，他这样总结：明朝是先天亡下而后亡国。

　　明朝的败亡与其说是败在清军及农民军的脚下，还不如说是败在明后期衰败的财政制度上。财政制度的崩溃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更会危及一个国家的基本安全。晚清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一例。

　　清朝立国之后，开始设有四个海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到了雍正一朝，外国商船慢慢地不敢去福建了。什么原因呢？原来福建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只载货值百万两银子光景的商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几大衙门先要各自索要“规费”五六千两银子，这还不包括下面的各级文武官吏各种各样的勒索。外商们一听这种情况，哪里还敢再去？他们大多前往广州的粤海关贸易，但是在粤海关贸易久了，情况也越来越像福建，外国商人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前往宁波。这引起了广州官员的恐慌，因为外商都到了宁波，他们就捞不到油水，于是从中阻挠。后来清政府就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只留下一个粤海关，“单口通商”的结果导致海关更加腐败。

　　但此后，英国商人一直没有扩展公平贸易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政府间的外交手段为自己争取权利。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可以不要西方商品，欧洲人却不能没有中国的茶叶。于是便有了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团的访华。但这两次外交事件都因清廷的倨傲态度无果而终。

　　民间历来就有“关无善政”的说法。而从某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的起因，陋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治近代史者现在已经不避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