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现有金融体系崩溃，美国的主导作用下降，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之时，构建公平合理并反映国际经济变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这也是中国积极提升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时间窗口。因为一旦美国从危机中恢复了元气，中国要赢得多一点话语权，难度要比现在大得多。

　　章玉贵

　　牛年伊始，温家宝总理怀揣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希望展开了“信心之旅”：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温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系统阐述了建立世界经济秩序的五点主张；在中德联合声明中，两国强调，中德作为两个主要经济体，将携手稳定世界经济，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当然，人们也很关注中国和欧洲首席金融强国之间的金融合作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世人注意到，中国这次外交行动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大和蔓延的特殊背景下执行的。中国选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为阐述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认识以及中国政策主张的舞台，也许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安排。尽管在美欧主流媒体看来，达沃斯论坛只是耀眼人物的清谈会。华盛顿的刻意忽视也使得与会各国政要在讨论如何“重塑危机后的世界”时难免有些力不从心。但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饱受偏见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来说，在全球经济深陷衰退“泥淖”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具有巨大舆论影响的论坛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无疑对提升中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大有裨益。

　　人们更不能忽视，就在1月29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克林顿终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美国承认：美国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美国要走出危机，不能没有中国的支持。这真耐人寻味。让一个卸任多年的前总统在国际场合承认是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并间接企求经济复苏动力强劲的中国帮助美国走出低谷，看起来尽管难改老大心态，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本烂账的美国再难重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底气与雄心。的确，势易时移，当奥巴马政府为819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方案殚精竭虑时，持有最多美国国债的中国秉持自己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在寻求与主要经济伙伴的互利性合作来共同稳定世界经济的同时，主要依靠自身的财力，通过扩大内需来稳住经济下行趋势。展现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行动与气质。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尤其在2004年到2007年这段全球经济增长快速迅猛的时期，世界对低附加值制造产品的井喷式需求将中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便是在经济较为困难的2008年，中国依然为世界经济贡献了20%的增长动力。而今，在美国经济陷入了1982年以来最严重衰退、日本经济短期内难有复苏希望、欧洲经济受危机的影响比美国还大的情况下，中国致力于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何况中国依然在增持美国国债，并积极增加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

　　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却没有取得与其经济贡献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时至今日，中国在某些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尚不及一些欧洲中小经济体。尽管美国已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将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从2.94%提升至3.81%，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IMF中的合成影响力却要超过中国；尽管美国提名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肯定，但一定程度上更是在佐利克行长执掌下的一种责任担当；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中国的发言权也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也难怪，作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主要经济体是不会轻易让渡经济话语权的。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因此，尽管西方已经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的事实，并乐见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却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挑战既有的国际经济准则。特别是二战以来一直掌握着世界经济和金融大权的美国，尽管深知凭借一己之力已经难以支撑国际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却难以接受中国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扮演积极主导力量的事实。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只是“稳、准、狠”地抓住“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这根小辫子，就使中国被迫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美国这样做，目的非常明确，即，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其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抑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可毕竟形势比人强，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正在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地到来。而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尽管还将是超级强权，但再也不能无视本国的经济创伤，美国恢复经济元气或许需要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在全球现有金融体系崩溃，美国的主导作用下降，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之时，构建公平合理并反映国际经济变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积极提升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时间窗口。因为一旦美国从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中国要赢得多一点话语权，难度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当然，中国积极提升对全球经济的领导力绝非像某些国家那样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而是通过稳定和发展本国经济，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增长动力，进而与有责任感的大国一道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与金融秩序的稳定，求得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基于此，中国必须加强对国际经济组织运作机理的研究，适时提出关于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可接受的话语范式，拿出相关机制设计，打破只有发达国家才能保持全球经济健康和稳定的思维定式，并以自身独树一帜的经济模式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迈向经济复兴之路提供新的启迪。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