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研究员

　　上海是中国内地最早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恐怕也是最早明白制度和人才是建成金融中心最重要因素的地方。尽管有历史积淀，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法律上的依靠。因此早在2006年甚至更早时候，有份内部报告就提指出，上海应该向中央政府寻求法定地位的支持，从法律层面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说法确定下来。不过，这一项工作没有下文，也表示了向上突破可能存在困难。

　　深圳和北京都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的口号，显然深深刺激了上海。从2007年初开始，由上海市人大组织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成立调研小组，南下深圳调研学习，旨在从地方立法上寻求突破。深圳的地方金融立法给了上海启示。之后，上海市政府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参考深圳2003年制订的《深圳市支持金融企业发展若干规定》等，起草了《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

　　《草案》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原则及责任主体。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目标为：金融要素市场建设、机构体系建设、支付结算体系建设、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四个中心：人民币产品的交易、定价和信息中心，资金运作和资产管理中心，资金清算中心和金融后台服务中心。通过立法来确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战略，以便在国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位置。

　　金融中心首先是人才中心，这也是2007年9月成立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共识。因此《草案》除承诺要通过解决户籍、就医、子女就学等生活难题吸引人才外，还提出要引进国际金融职业资格培训认证、建立专门的金融人才培训基地。

　　上海把“人才先行”的策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人才新政”，其次是“海外抄底”。去年6月，上海推出《浦东新区支持鼓励人才若干意见》及相关配套实施办法，此次“人才新政”意在吸引高层次的人才，目标是将上海浦东建设成为“开放包容、激励创新、崇尚创业、充满活力的国际化人才高地”。“人才新政”主要包括财政出资20亿元作为人才发展资金、提供3.7万套各类人才公寓、以及在户籍政策方面向金融人才倾斜等。人才发展资金、人才公寓和户籍政策的调整都是直接具体针对目前的人才困境而来。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而言，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因此工作的选择余地较大。尤其是在北京、深圳两地也剑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际，人才市场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所以上海需要给出更为优厚的待遇。

　　另外，趁着此次金融危机，海外金融中心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从业者在市场上较为充裕的契机，上海在伦敦、芝加哥、纽约举办了三场招聘会，三地应聘人员共计2176人，海外“选秀”初定意向840人。据上海市金融工委干部人事处的介绍，此次应聘人员的专业匹配程度较高。伦敦应聘人员专业教育背景较好，行业以风险控制类为主；芝加哥90%的应聘人员工作经验较丰富，以期货期权交易、对冲基金居多；纽约人才专业类别齐全，岗位类别丰富，且从业时间较长，可选择余地较大，有各类工作经验的应聘人员占96%。

　　对于人才的认识，亟待廓清的一点是，什么是人才的认定标准必须交给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把握。简单来说，金融中心不能全是金融高管，还需要有基层职员，甚至还需要卖大饼油条的。好比说一个人要健康，就不能每天大鱼大肉，还需要青菜萝卜，才能营养均衡。对于金融中心而言，要健康发展，也是如此。其人才市场也需要错落有致，由市场来挑选合适的人才，使得整个金融中心成为一个有机体。

　　更为重要的是，决策者必须意识到高端人才与“最适人才”之间的区别。对于金融中心而言，需要金融业人才，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金融学博士学位就是市场需要的人才，还需要看金融机构的具体需求才行。例如金融机构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预算的限制，可能仅需要一位学历本科但具有丰富经验的从业人员，但可能因为学历的问题被排除在政府认定的高端人才之外。也就是说，企业认定人才与政府认定人才的标准可能并不一致。政府为了吸引高端人才而制定的标准线可能将企业需要的“最适人才”排除在外。由于金融机构直接面对市场竞争，选择合适的人才对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而金融机构比政府更知道什么样的人才对其而言是最合适的，因为其需要承担选才出错的风险。

　　由此观之，人才新政不妨稍作调整，改企业认定为先，将政府认定推后。之前浦东的政策已经对金融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攻关企业、研发机构等有所倾斜，在事实上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已有所认定，所以在选择人才上，不妨放手让企业自主选择“最适人才”，而对于企业选择的“最适人才”，由政府再定为高端人才，不失为提高引进人才的效率之选。目前海外选秀的做法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较好的做法。不过，针对较高的个税负担以及其他的成本，上海需要更进一步改善软环境。

　　总之，吸引人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而留住人才恐怕要有更细致周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