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李白晚年漂泊时所写的以山水寄情的诗，大诗人的内心孤独，显然在观看飞鸟、孤云和高山的自然相融合中得以解脱。但在当代社会，一个投资银行人士已经无法因为在投资场上失意而独自欣赏自然了。
眼下，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在国家、厂商、居民及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的四大利益力量的博弈中，投资者就得认真观察并预测它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动作变化趋势，以为自己在市场上进退的依据。
在中国经济体内，国家的政策力量最大，观察国家政策的趋向及其未来效果以及这些政策和效果对厂商和居民心理行为的影响，是金融危机下投资者第一观察对象。观察国家政策是否合“德”，在于政策是否合乎天地之道即符合自然科学和经济运行规律，是否为百姓谋福利，是否形成并提升国家整体的实力，从而化危机为转机。因为，只有国家政策符合德政要求，居民才能积极响应，政策才能起到最优化的整体消费协同效应，反过来才能实现厂商生产投资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国家、厂商和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政策的科学平衡、统筹、协调而非一时的情绪化与个性化。
国家政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为强大的力量。财政政策可以运用税率、货币政策可以利用利率，其他还可以综合利用价格工具来调整国家、厂商和居民群体的利益分配。就整体来说，全体人民（包括法人）对政策的共同作用的后果，表现为消费则是以CPI的波动来表达，表现为生产则为PPI波动来表达，表现为信心则为PMI来表达。
鉴于政策是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但由于相关利益主体对政策作用的“观察”窗口和视角、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反动作，这些动作通过消费、生产、物流等形式来反作用于政策，有些时候是强化、有时候是抵消政策的作用。因此，政策主持者如何观察群体的情绪，也可以通过CPI、PPI、PMI等指标的变化来把握。
政策是否能与厂商及居民群体的良性反应配合，在于政策是否真正是“利为民所谋、利为民所求、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政策不是作秀，不是营销，而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政策的导向：一是观察政策是否真正合乎老百姓的利益；二是观察政策是否合乎时宜，与时俱进。只要合乎老百姓利益又合乎时宜，老百姓便会闻风而起、闻鸡起舞而紧随政策的方向所指。
近的如杭州推出的针对低层百姓的消费券，出现四倍以上的消费乘数效应，就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导向的具体表现，符合老百姓提升消费品质的需要。如果全国各地真正推出类似的以百姓利益为导向的刺激消费政策，类“消费券”将起启动消费的杠杆作用，从而实现百姓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化危为机的大好形势，因为如果四倍的消费乘数效应能够保持，不仅及时“去库存化”，而且会及时通过国内消费积极推动生产的正常运行并与前期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基础设施、装备工业等投资形成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
远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施行了30年后，边际效应已经下降到低点，需要新的制度和政策创新，重新唤起十亿农民的创造力，如果新的农村新土改能带来土地、社会、户籍、社保、医保、教育、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全面整合与变革，那就相当于三个美国消费人口的消费欲望点燃与消费能力的培育，即使没有海外市场，中国经济也会再持续发展30年。新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为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提供了希望。如果说新房改可以稳定城市的工业资产，新医改可以解决全体居民的后顾之忧，新土改则是中国应对危机并能够防止国际垄断资本扰动我国发展轨道的最秘密也是最强大的武器。
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阴风正炽，在中国经济四大力量中，国际力量的正面作用将会削弱。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国际市场、更需要国内市场的繁荣。国内市场能否持续繁荣，在于政策或者制度的导向是以最广大的居民利益为导向，如果政策是以国内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导向，则政策就会“不言而信”，“天下（人民）服矣”。当前，“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体现了中央反危机的决心与协调的措施，形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中下游产业一体化振兴体系，这些振兴规划的最终效果，就在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否真正启动。
总之，国家政策如以民众利益为导向，则国家的反危机政策必然会为民众所接受，反危机的政策也会为国家进步、人民幸福创造机会。我们不能仅仅为生产而生产，也不能仅仅为外国老百姓消费而生产，我们要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而生产，产业升级的本质要求是为国内的消费升级服务，为老百姓的福祉服务。
我们从新土改、新医改和新房改中看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策诉求，但愿这不是一时的反危机措施而是长期的“益民”制度，这样，在经济向下、政策向上时，全体厂商和居民就不会成为旁“观”者而成为积极的政策响应者和政策效果分享者。诚如是，我们不仅能建成和谐社会，还能建成环境友好的社会。